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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长期和平与繁荣,我们需要什么

华盛顿—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是一场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道主义灾难,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这也是全球体系无法改善人类状况的最新表现。我们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新冠大流行、能源和粮食成本上涨以及战争的不完善的反应表明,国际体系迫切需要重新设计。

以追求无限生产和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使我们面临着气候和生态系统崩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强调了气候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更具气候韧性的发展的机会正在缩小。

政府需要兑现承诺,让公众支持清洁能源投资和部署,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但乌克兰战争正在增加财政当局的压力,要求他们维持甚至增加对化石燃料和集约的保护主义农业的支持。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当前的危机是一个投资更快转型为清洁能源和韧性农业的机会——所有这些都将在此过程中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气候金融应侧重于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也最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群。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粮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便已经给较贫穷国家带来了困难。现在,更高的价格有可能造成世界粮食计划署难以解决的粮食安全危机,因为在历史上,粮食计划署一半以上的小麦来自乌克兰。

和平是一切社会和自然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和平与长期繁荣反过来依赖于我们创造一个公平、净零、对自然有利的全球经济的能力。本周和未来几个月,政府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将有机会为实现这一愿景奠定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有助于确保最近分配的 6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IMF储备资产)为最脆弱的国家提供更具性价比、更灵活的融资。同时,增加发展融资有助于扩大绿色工业化和就业,同时支持那些从碳密集型产业转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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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银行而言,它必须利用其财务杠杆为更快、更公平的清洁能源转型提供资金。它应该支持遭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以及战争的经济冲击的国家,做出更大的承诺提供适应融资,为优惠贷款提供便利,部署其风险缓解工具,从而吸引更多的私人融资。

除了支持公正转型,改变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还意味着改变“游戏规则”。自然资源和大自然的服务必须得到适当的估值,外部性必须得到适当的披露、定价并纳入金融市场。

我们还需要改变衡量进展的指标,因为 GDP  已不再适用于此。GDP没有帮助我们解决最大的问题,反而通过鼓励过度消费加剧这些问题。用一个追踪代际福祉和繁荣的新指标取代 GDP,将鼓励对自然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及向尊重生物圈极限并且不越界运转的对自然有利的全球经济转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尚未将这些承诺与行动相匹配。

就新规则达成共识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自然委员会——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政府、企业、金融、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依赖并植根于自然。我们必须更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承认新兴市场的经济实力,赋予代表性不足的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选票)。

要说服企业和投资者将资本转投于低碳、社会包容和有利于自然的活动,政府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系统纳入其决策。这是使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与国际气候自然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唯一途径。这一过程应包括在年度预算报告中公布有关自然资本存量和相关风险、负债和投资要求的信息。此外,公司关于气候和自然相关风险的报告(基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以及最终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需要标准化,并强制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报告。

应增加对净零、有利于自然的行动的投资,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扭转对自然的损失每年将花费7000亿美元,但这只占5.9万亿美元化石燃料补贴成本的一小部分。必须采取与控制新冠疫情相同的大胆经济干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许多国家通过增加借贷促进疫情后复苏,现在则需要扩大全球金融安全网,培育绿色主权债务市场,和推广自然表现债券等新金融工具。

通过降低韧性投资的资本成本,我们还可以推动更全面的经济改革,加快实现更绿色、更包容的繁荣。超过 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面临自然损失的风险,净零转型需要投资于基于自然的方案,因此必须旨在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绿色的世界的改革作为首要任务。

在解决眼前的粮食和能源危机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还必须为长期改革铺平道路。这样,今年 6 月参加斯德哥尔摩+50 (Stockholm+50)会议以及今年晚些时候在昆明举行的 COP15 生物多样性会议的世界领导人将拥有坚实的基础开始建设我们所需要的公平、净零、有利于自然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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