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今年10月，196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的代表将齐聚中国昆明，完成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一样，这个新协定可能标志着我们管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转折点。
但生物多样性支持者们必须从气候活动家身上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全球气候行动之所以赢得动力，是因为我们已经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环境，需要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许多行业都发声转变。类似地，我们所目睹的生物多样性的迅速流失也不仅关乎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将威胁到地球上每个人的福利与生计。因此，CBD必须超越传统“保护”概念，纳入所有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
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出台CBD以来，它在推动各国建立新保护区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如今，有近15%的全球陆地面积被划定为某种形式的公园（但海洋保护区的比例要小得多）。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一相对成功，但生物多样性仍在继续流失，这意味着自然收容所的建立是必要但不充分的。为了减缓和停止物种和栖息地的迅速减少，我们必须解决人类社会如何管理陆地和海洋以及从陆地和海洋所发掘的资源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经济激励都是鼓励加剧生物多样性流失的活动。农业、基础设施和城镇面积迅速扩大，林业、矿业和渔业等采掘行业迅速扩张。除了就直接改变地貌，这些活动还可能破坏自然栖息地，破坏更大面积，为盗猎、采伐和其他活动创造方便。污染物、径流和工农业用水都会导致进一步的伤害。
只有5%的地球陆地面积仍然没有被人类活动所改变，这一比例有可能进一步缩减，除非我们立即开始改变。大自然保护协会科学家的一项2015年的研究发现，如果当前趋势维持下去，建造道路和能源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的行为，再加上采矿和农业，将在2050年让南美洲未开发荒野转变率增加一倍，非洲未开发荒野的转变率增加两倍。
传统上，保护自然世界的责任由环保部门、公园管理房和环保主义者承担，他们都会参加今年的会议。但要实现真正的转变，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还必须包括金融、规划、交通、能源和农业部门官员，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改变整个经济的部门。
比如，农业部门是维持自然栖息地、保护传粉生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走廊的关键部门。要减缓栖息地转变，政府可以以农业补贴作为环境考虑的条件，要求外国农业企业证明进口品系在不改变自然栖息地的条件下所生产。
类似地，能源生产、运输和基础设施都是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要“推手”，需要更强大的规划和缓解措施，决不能只靠与保护相关的部门。不管是通过监管还是通过激励，政府都必须加大力度，让这些活动对自然地影响最小化。当已经无法避免时，应该要求相关项目补偿生物多样性流失，投资于受损或毁林土地的恢复。在这方面，新框架应该为具体行业如何逐步改进提供指引。
确保真正的问责和透明度需要明确的日程。但国家具体应该负责什么？大自然保护协会建议基于“自然净收益”的指标，它能让各方显示自然栖息地条件的年度改善情况，以及生产区（如农业用地）内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平心而论，这类指标要比标准基准指标（如受保护面积）更难测量。但有了新的低成本空间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技术，衡量进步所需要的数据完全可以获得。理想情况是，我们能够在全球规模上取得所有栖息地的条件，详细了解所有生态系统。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按照国家、生态区和生物群落来监控栖息地的进展。
拯救自然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而必然是全社会的事情。即使存在最优的立法和执法，政府也无法消除所有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因。企业、地方政府、土著社区、公民社会团体和基于信仰的组织的支持都十分重要。支持“自然净收益”的基于行业的方针可以充当一个平台，让所有相关利益方自愿为总体目标贡献力量。
国际社会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谈判一个能够改变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框架。如果各国政府想让昆明CBD成为一个转折点，就必须参与到修改我们如何管理采掘、生产和消费各阶段的陆地和海洋资源的艰苦工作中。这只有在谈判员认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仅关乎环保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纽约—今年10月，196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的代表将齐聚中国昆明，完成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一样，这个新协定可能标志着我们管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转折点。
但生物多样性支持者们必须从气候活动家身上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全球气候行动之所以赢得动力，是因为我们已经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环境，需要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许多行业都发声转变。类似地，我们所目睹的生物多样性的迅速流失也不仅关乎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将威胁到地球上每个人的福利与生计。因此，CBD必须超越传统“保护”概念，纳入所有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
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出台CBD以来，它在推动各国建立新保护区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如今，有近15%的全球陆地面积被划定为某种形式的公园（但海洋保护区的比例要小得多）。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一相对成功，但生物多样性仍在继续流失，这意味着自然收容所的建立是必要但不充分的。为了减缓和停止物种和栖息地的迅速减少，我们必须解决人类社会如何管理陆地和海洋以及从陆地和海洋所发掘的资源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经济激励都是鼓励加剧生物多样性流失的活动。农业、基础设施和城镇面积迅速扩大，林业、矿业和渔业等采掘行业迅速扩张。除了就直接改变地貌，这些活动还可能破坏自然栖息地，破坏更大面积，为盗猎、采伐和其他活动创造方便。污染物、径流和工农业用水都会导致进一步的伤害。
只有5%的地球陆地面积仍然没有被人类活动所改变，这一比例有可能进一步缩减，除非我们立即开始改变。大自然保护协会科学家的一项2015年的研究发现，如果当前趋势维持下去，建造道路和能源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的行为，再加上采矿和农业，将在2050年让南美洲未开发荒野转变率增加一倍，非洲未开发荒野的转变率增加两倍。
传统上，保护自然世界的责任由环保部门、公园管理房和环保主义者承担，他们都会参加今年的会议。但要实现真正的转变，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还必须包括金融、规划、交通、能源和农业部门官员，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改变整个经济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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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农业部门是维持自然栖息地、保护传粉生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走廊的关键部门。要减缓栖息地转变，政府可以以农业补贴作为环境考虑的条件，要求外国农业企业证明进口品系在不改变自然栖息地的条件下所生产。
类似地，能源生产、运输和基础设施都是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要“推手”，需要更强大的规划和缓解措施，决不能只靠与保护相关的部门。不管是通过监管还是通过激励，政府都必须加大力度，让这些活动对自然地影响最小化。当已经无法避免时，应该要求相关项目补偿生物多样性流失，投资于受损或毁林土地的恢复。在这方面，新框架应该为具体行业如何逐步改进提供指引。
确保真正的问责和透明度需要明确的日程。但国家具体应该负责什么？大自然保护协会建议基于“自然净收益”的指标，它能让各方显示自然栖息地条件的年度改善情况，以及生产区（如农业用地）内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平心而论，这类指标要比标准基准指标（如受保护面积）更难测量。但有了新的低成本空间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技术，衡量进步所需要的数据完全可以获得。理想情况是，我们能够在全球规模上取得所有栖息地的条件，详细了解所有生态系统。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按照国家、生态区和生物群落来监控栖息地的进展。
拯救自然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而必然是全社会的事情。即使存在最优的立法和执法，政府也无法消除所有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主因。企业、地方政府、土著社区、公民社会团体和基于信仰的组织的支持都十分重要。支持“自然净收益”的基于行业的方针可以充当一个平台，让所有相关利益方自愿为总体目标贡献力量。
国际社会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谈判一个能够改变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框架。如果各国政府想让昆明CBD成为一个转折点，就必须参与到修改我们如何管理采掘、生产和消费各阶段的陆地和海洋资源的艰苦工作中。这只有在谈判员认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仅关乎环保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