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战争传说？

纽约—叙利亚内战前几年，这个国家经历了三次连续破纪录的旱灾。旱灾导致了国内流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紧张，并在2011年引发群众示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冲突是一场“气候战争”。

随着集团天气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清楚。在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所实施的种族清洗与撒哈拉沙漠南扩有关，沙漠的扩张加剧了粮食不安全，从而助长了社会动荡。南海领土纠纷也与粮食安全担忧有所关联，根源在于渔场入口的争夺。如今，有人警告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有可能爆发“酿造水战争”，原因是后者正在尼罗河上建造大坝。

但“气候战争”叙事有着严重缺陷。从叙利亚到苏丹，当今的冲突是多重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因素的结果，如种族-宗教紧张、长期政治压迫等。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加剧社会和政治动荡，但气候变化没有引起战争。这一细节非常重要，必须厘清责任：决不能用气候变化来推脱解决或避免暴力冲突的责任。

尽管如此，军事和气候专家都认为，气候变化是“威胁放大器”，因此仍然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气候活动家和学者一直回避或拒绝讨论“气候安全”——这不是为了遏制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风险，而是由于他们担心将气候变化界定为安全问题会让气候行动逐步安全化（securitization），从而影响到遏制这些风险的措施，

安全化常常是一种政治手段，领导人炮制一个安全威胁，来证明采取危害到人民权利的反常乃至非法措施的合理性。如果打击气候变化的行动被安全化，就有可能（比如所）被用来作为采取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的借口，迎合并强化反移民情绪。

将气候界定为安全问题还会制约已经大受掣肘的气候治理国际合作，同时让投资远离必要的干预——如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而转向军事准备。此外，随之出现的天启论很可能导致公众脱离，进一步削弱民主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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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表示担心将气候变化与安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大部分国家仍在向这一方向发展。2013年，美国安全计划（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报告，79%的国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安全威胁，至少70个国家的军队已经有了解决这一威胁的明确计划。

联合国安理会在气候安全领域也变得日益积极。继承认气候变化在乍得湖冲突中的角色（2349号决议）后，安理会又举行了首次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的争论，为数众多、成分多样的成员国参与了争论。

气候变化对移民和健康等问题影响甚大，将气候变化讨论与国家安全考虑因素脱钩也许根本不可行。另一方面，将气候变化与安全关联起来可能有利于动员气候行动。避免安全化的陷阱的关键是超越现在影响到安全政策和公共话题的范式——该范式过于强调以军事为中心的“硬安全”叙事。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办法是采取更加性别包容的冲突预防和解决方针。

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追求合作方针维持和平，组织跨越种族、文化和宗派分歧的行动方。这一方针“提高了长期稳定前景，降低了国家失败、冲突爆发和贫困的可能性。”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谈判中时，形成的协定维持至少15年的可能性要高出35%。

只有在认识到本地女性领导力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可持续和平才有可能。本地女性领导者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但在当下却被排除在国家和多边框架之外。毕竟，如果政策决定要满足受影响社区的需要，社区成员也应该参与到谈判桌前。

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法尔维扎·法尔汉（Farwiza Farhan）凭借其多年来促进尊重本地相关利益方的社区包容的森林保护的经验，形成了独到的洞见。在索马里，伊尔沃德·埃尔曼（Ilwad Elman）证明了她有能力通过她的埃尔曼和平组织（Elman Peace）引导跨部门维和措施。

当然，另一个当务之急时给予妇女更多需要的工具加入这一进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认可的联动性为实现必须的平等性提供了功能路线图。特别是，改善生殖健康（SDG 3）和妇女和女童的教育（SDG 4）对于遏制气候变化（SDG 13）和赋能作为社区领袖的妇女和女童（SDG 5）来说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支持者和决策者不应该抵制气候的安全化，而应该推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所谓的 “安全的气候化”。最佳办法是用安全突出气候行动的显著性，强调当前安全框架的不足，促进性别包容和本地领导力，作为构建地方、地区和国际和平的全局性长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