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今年夏天,东亚季风重创中国。到7月底,433 条河流发布洪水预警,成千上万座房屋和企业被毁,数百万人几乎无家可归。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上升至创纪录的22.6米,东部的江西省(人口4,500万)被迫宣布“战时”措施。20多年来,中国公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大的灭顶之灾,而这可能只是开始。
破坏性的洪水对中国来说并非新鲜事,大江大河的力量中国人民已经领教了几千年。历史上,政治稳定往往取决于政府治水的能力。中国上一次遇到灾难性洪水是在1998年,3,000多人死亡,1,5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高达240亿美元。洪水的政治重要性体现在,中国政府立即实施了新措施——从基础设施投资到土地用途改革——以防灾难再度发生。
此后,在现代化和先进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水利系统,不但避免了1998年洪灾复现,还创造了足够多的水电保持其工业化。如今,长江上建起了全球都前所未见的一连串大坝和基础设施。
这一系统皇冠上的明珠便是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坝,设计的初衷正是为了平缓洪峰。2010年,东太平洋反常强度的拉尼娜周期给三峡大坝带来了第一次重大考验。当年7月,三峡大坝出库流量控制在每秒70,000立方米。水库水位上升了四米。但大坝经受住了考验,避免了灾难。这使得中国现在能够安枕无忧,坚信长江已被征服。
但水管里永远是权宜之计,因为风险永远无法消除。三峡大坝水库再一次危险地填满了,征服动员军队加强作为下游社区和企业最后一道防线的防洪堤。尽管长江洪水控制系统不可能完全失败,但中国官员的担忧是正确的。除了实体影响,大失败还会造成严重深远的政治后果。
对中国当前现状很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先例是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在始于1926年夏天的连续几个月的大雨后,密西西比河支流水满溢坝。洪水淹没了70,000平方公里土地,700,000人流离失所。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的美国人也坚信控制大自然的能力。
除了立即造成的灾难之外,密西西比大洪水还产生了三个持久的影响。首先,它说明控制河流只是个幻想;河流可以管理,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昂贵的固定坝投资必须辅之以深思熟虑的动态水系管理方针。不能光靠水泥。泄洪区、保险和土地使用政策也要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成功的洪水管理需要让所有本地相关利益方的声音都得到聆听。在密西西比大洪水过去近一个世纪后,美国官员仍在乘船考察下密西西比地区,听取沿河社区意见。在这一实时民主工作进行过程中,权力最大的机构也必须依法聆听、承认和考虑当地意见。
最后,洪水在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发生转移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英帝国正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而美国已成长为经济超级大国。美国正日益成为世界领先的谷物生产国,这意味着其农场和工厂成为其经济成功的根基。
危机伊始,领导响应政策的是时任商务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他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宣传做得好)。一年后,胡佛利用这一支持赢得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并最终当选总统。
但与此同时,在大平原发生旱灾后,下密西西比河流域农民的强烈不满日益加剧。这一政治后果导致了一股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潮流,并最终演变为为保护美国农产品而制定的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关税的实施很快变成了二十世纪最有破坏力的贸易战,令大萧条雪上加霜。密西西比后水的影响也随着全球经济的贸易路径而国际化。
中国的情况会如何还远未可知。在中国官员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即使是未遂的情况也应该引起对当前水资源管理方针的反思。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河流可以被管理,但永远无法被控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它们必然会变得更加难以驾驭。
世界其他地区应该紧密关注长江流域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河岸危机总是会加剧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中国发生真正的灾难性洪水的后果也不可能只影响到中国一个国家。
伦敦—今年夏天,东亚季风重创中国。到7月底,433 条河流发布洪水预警,成千上万座房屋和企业被毁,数百万人几乎无家可归。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上升至创纪录的22.6米,东部的江西省(人口4,500万)被迫宣布“战时”措施。20多年来,中国公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大的灭顶之灾,而这可能只是开始。
破坏性的洪水对中国来说并非新鲜事,大江大河的力量中国人民已经领教了几千年。历史上,政治稳定往往取决于政府治水的能力。中国上一次遇到灾难性洪水是在1998年,3,000多人死亡,1,5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高达240亿美元。洪水的政治重要性体现在,中国政府立即实施了新措施——从基础设施投资到土地用途改革——以防灾难再度发生。
此后,在现代化和先进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水利系统,不但避免了1998年洪灾复现,还创造了足够多的水电保持其工业化。如今,长江上建起了全球都前所未见的一连串大坝和基础设施。
这一系统皇冠上的明珠便是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坝,设计的初衷正是为了平缓洪峰。2010年,东太平洋反常强度的拉尼娜周期给三峡大坝带来了第一次重大考验。当年7月,三峡大坝出库流量控制在每秒70,000立方米。水库水位上升了四米。但大坝经受住了考验,避免了灾难。这使得中国现在能够安枕无忧,坚信长江已被征服。
但水管里永远是权宜之计,因为风险永远无法消除。三峡大坝水库再一次危险地填满了,征服动员军队加强作为下游社区和企业最后一道防线的防洪堤。尽管长江洪水控制系统不可能完全失败,但中国官员的担忧是正确的。除了实体影响,大失败还会造成严重深远的政治后果。
对中国当前现状很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先例是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在始于1926年夏天的连续几个月的大雨后,密西西比河支流水满溢坝。洪水淹没了70,000平方公里土地,700,000人流离失所。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的美国人也坚信控制大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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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立即造成的灾难之外,密西西比大洪水还产生了三个持久的影响。首先,它说明控制河流只是个幻想;河流可以管理,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昂贵的固定坝投资必须辅之以深思熟虑的动态水系管理方针。不能光靠水泥。泄洪区、保险和土地使用政策也要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成功的洪水管理需要让所有本地相关利益方的声音都得到聆听。在密西西比大洪水过去近一个世纪后,美国官员仍在乘船考察下密西西比地区,听取沿河社区意见。在这一实时民主工作进行过程中,权力最大的机构也必须依法聆听、承认和考虑当地意见。
最后,洪水在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发生转移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英帝国正陷入了一场财政危机,而美国已成长为经济超级大国。美国正日益成为世界领先的谷物生产国,这意味着其农场和工厂成为其经济成功的根基。
危机伊始,领导响应政策的是时任商务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他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宣传做得好)。一年后,胡佛利用这一支持赢得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并最终当选总统。
但与此同时,在大平原发生旱灾后,下密西西比河流域农民的强烈不满日益加剧。这一政治后果导致了一股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潮流,并最终演变为为保护美国农产品而制定的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关税的实施很快变成了二十世纪最有破坏力的贸易战,令大萧条雪上加霜。密西西比后水的影响也随着全球经济的贸易路径而国际化。
中国的情况会如何还远未可知。在中国官员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即使是未遂的情况也应该引起对当前水资源管理方针的反思。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河流可以被管理,但永远无法被控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它们必然会变得更加难以驾驭。
世界其他地区应该紧密关注长江流域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河岸危机总是会加剧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中国发生真正的灾难性洪水的后果也不可能只影响到中国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