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需要的改革

发自纽约——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十年。对美国而言，2018年相较2008年已经大为改观。由于在增长业已强劲的情况下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该国经济已经从崩溃边缘转为濒临过热。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种认定必须与中国合作去管理全球需​​求的意识已经被保护主义和敌对情绪所取代。

而对于中国而言，2018年与2008年的状况在某个重要方向上相当类似：来自美国的负面冲击对其经济增长构成了重大威胁。2008年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出口需求下滑，而今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所发起的贸易战。

但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并非完全不受其控制。如果该国重新捡起2008年时的政策应对措施 ——即完全依靠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来支撑需求，那么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虽然当局十年前的应对手段确实避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也为许多其他问题埋下了伏笔，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水平飙升，影子银行扩张，多个部门的再次产能过剩以及私营企业实力的相对下降。而特朗普政府则将其中一些后果视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试图借助短期措施来加倍刺激总需求，例如通过地方政府导入更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进一步为国有企业放宽信贷。但这种手段可能会造成下一个十年的问题，而更好的策略则是着眼于结构性改革。

首先，必须要让私营企业感觉到自己在监管和执法，获取银行贷款和其他资源以及争取政府合同的机会方面是与国有企业竞争公平竞争的。非国有企业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是最重要的增长来源，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对这种“竞争中性”原则的强调也特别鼓舞人心。虽然迄今为止未有其他高层领导再次提到过这一说法。但政府应该正式将其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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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涉及对外贸易及投资方面中国应该采取“政府中立”原则来规范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合同谈判，包括技术转让。更宏观地说政府应当继续减低外国企业在中国遭遇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包括宣布放宽对在本国经营的外国金融企业的限制。这些举措将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购买力来实际提升其实际收入，同时通过向效率较低的国内企业施加压力来增强企业部门的竞争力。中国自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也已经表明更广泛的开放最终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

而构建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则是中国所需的第三项结构性改革。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的正式合并强制缴费率已经很高——相当于工资数额的50％以上，也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费率中位数。然而对此的执法不力令国内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成本，到了2008年当局开始大力纠察缴费率，让企业倍感压力。此外企业必须在连续续约两次短期合同后向员工提供一份长期合同的规定导致需要缩减员工人数的企业必须负担高额的遣散费。最终经济应对负面冲击和调整就业构成的能力都已严重下降。

根据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对应政府福利的强制性缴费率适宜定在35~40％的水平。采用该比率以及其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复苏力。

而最后一项旨在巩固中国经济的改革是暂时降低企业所得和增值税税率。我建议暂时减税有两个原因。与永久性减税相比，临时减税对公共预算的压力要小得多，同时也能更多地激励企业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削减相当于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上述大多数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他们也已将供给侧改革定为官方政策口号。但目前为止他们一直专注于减少过剩产能以及去杠杆化，而不是采取措施来提振私营企业主信心，降低经济面对冲击的脆弱性并支持增长。同时鉴于这些改革中的两项——竞争中性以及对国内私营企业和国际公司的更大程度开放——也有助于安抚美国，所以目前正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