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蒙昧主义

5月19日，一组韩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公布了第一次将分离的人类胚胎干细胞专用于与不同年龄男女病人的DNA相匹配的研究结果。第二天，英国新堡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的科学家们就宣布他们已经用捐献的卵子和干细胞的遗传物质成功培育了一个人类胚胎。

这两项突破成为了干细胞研究中令人瞩目的一个进步。胚胎干细胞是多能干细胞，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发育为任何一种人体组织的能力。这尤其给那些遭受脊髓损伤和脊髓疾病的人带来了巨大希望。多年来的研究，以及全世界各地患者的强烈请求，终于打开了一条通向体细胞核转移技术之路，也就是人们所知道的“治疗性克隆”——那也许会为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带来跨时代的改变。

与这个最新发现相比，他们的宣布时机也同样引人关注，就在美国国会就是否对体外受精（但从未植入子宫）过程中产生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扩大联邦基金投票的那天晚上。这两大宣布比意大利为寻求改变去年通过的禁止体外受精和干细胞研究的法律的全民公投早了一个月，意大利全民公投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在最大范围内就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进行协商的方式。

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美国和意大利。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3月通过一个非约束力声明结束了一场两年之久的辩论，该声明呼吁各国“禁止所有形式的人类克隆，因为它们有损人类尊严，有违人类生命的安全。”这个声明以84票赞成，34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

去年夏天，作为对联合国决定的反应，78位诺贝尔获奖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试图阻止全球性禁止人类克隆，因为“那将把不计其数受病痛折磨的人们宣判给一段被剥夺了希望的生活。” 这项请愿由一个致力于保护科学研究自由的非政府组织Luca Coscioni协会发起，呼吁政府反对这种禁令，支持“通过确保研究、选择和知识自由来保护的生命和健康权利”。

当然，舆论广泛反对用于复制人类的克隆，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立法宣布该技术为非法。因此，这不是争论的焦点。诺贝尔得奖者的观点是，就治疗性克隆而言，与其全球性禁止，更为明智、也许也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国际性管理体制的方法是使干细胞研究得到充分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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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联合国声明——以及围绕是否应该通过这项声明的长期争论——所表明的那样，科学争论并非处于那些围绕着有关“人类生活”开端问题的国内和国际争论的中心。我们都知道，科学和宗教给出的是不同答案。例如，一些基督教神学家相信生命始于受孕，然而科学家们坚持神经和脑细胞在受孕后14天左右出现。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研究应该在那一段时间内完成——并且应当允许用余下的永不会被植入子宫的胚胎作研究。

在这样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中，所提供的信息质量尤为关键，那些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一定会避免一场将迫使他们面对科学辩论的公众讨论。他们对所有一切太了解了，无论何时一场长期的科学辩论得到允许并受到鼓励，大众——无论何种国籍、宗教或政治关系——已经热烈地表达了他们对干细胞研究的支持。

去年十一月在加利福尼亚，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那里60%的选民投票支持国家资助干细胞研究的第71号建议。同样地，意大利最近的民意测验也表明那些准备投赞成票的压倒性多数是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然而，在意大利投票率50%以上的公民投票才是有效的。梵蒂冈很清楚它无法赢得这场公投，因此现在正在全力计划大规模的弃投。

比起科学进步，这种危险性更大。梵蒂冈对意大利投票的态度代表了一种对现代自由民主基础——政教分离的更大的威胁：。

在一个对宗教基要主义担忧不断加剧的时代，自由民主体制必须重申他们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任务。并且，为了使我们能够充分享受自由——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科学研究自由——国家都必须重申它的教廷本质。我们需要一定的机制来揭露道德或宗教信仰的侵犯行为，但是我们不能限制个人对公众福利贡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