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筹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曼彻斯特—因为提出了截止2030年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并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这样意义深远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极为雄心勃勃—其雄心壮志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世界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将主要取决于资金—尤其是公共财政资金是否充足。

从传统上看，官方发展援助（ODA）将在为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资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但值此民族主义言论和孤立主义政策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某些最大传统捐助国愈演愈烈之时，仅仅依靠官方发展援助显然不够。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国外援助最多也就是保持不变—而且看不到任何增长的可能。相反，全球衰退的幽灵—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助推下—导致捐助国政府收入减少，更糟的是，国内公共支出需求增加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这些都不利于外国援助流动。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越来越多地依赖其自身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事实上，2030年议程已经预料到了这种局面势在必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7条的首要目标是“强化国内资源调动...以改善国内税收和挖掘其他收入的可能。”问题是该怎么做。

财政管理不善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集中了全球28个最贫困国家中27个的非洲大陆—经常受到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且许多国家同样受困于商品价格周期的波动。税收是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低收入国家税收平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20%，而高收入国家则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

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往往拥有大量非正规经济；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落实个人税收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少，而是主要依赖销售税，虽然后者相对易于管理，但所能得到的收入却更少。再加上对实际征收收入管理不善，导致这些国家始终无法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更不用说确保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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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税收有效性和预算体制强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拥有制度化制衡体系的可靠政府往往不仅收取的税收收入更多，而且其预算程序也更加透明和可靠。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问责制。赋予单一管理人员对政府财政资源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控制力有可能加大预算优先事项突然变化的风险，同时还会滋长某种诱惑力，那就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花钱满足少数人。但如果政治领袖无法自由使用国家收入—比方说填满自己或者亲信的腰包—他们也许就更有可能投资于强化政府的财政能力，包括对预算程序的设计、实施和监督。

例如，如果具备管理良好的议会体系，国家预算将由若干当选权威以相对透明的方式进行监督。任何人都无法按照自私的方式来重塑这一过程。相反，领袖们面临压力，回应选民的偏好和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针对行政机构设立约束制度会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实现总收入和所得税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长2.4%的目标。上述变化还将提升财政规划的质量—包括收入预测的准确度和预算执行及债务管理的有效性—使得财政规划的质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上述成果可以为当地学校采购更多教科书，为当地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疫苗，为当地减贫项目筹集更多资源以供调用。换言之，由能够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机构所约束的税收体系或许可以支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步。

当然，效果绝不会是一蹴而就。机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法律变革也无法立即带来行为上的变化。但在治理体系中纳入制衡制度—尤其是限制行政部门在预算领域的可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及以后建设更加稳定繁荣未来所必须的那种结构转型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