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政治、经济与碳

斯坦福—对全世界的众多经济体、金融市场、政府首脑和碳政策而言，2018年不是一个好年头。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疤痕，与长期结构性经济、技术、文化和人口趋势一道，让许多国家的大量人口感觉在政治上受到忽视，在文化上受到排挤，并/或在经济上受到伤害。而他们表达怨怒的方式——通过选票、互联网和街头等——让他们的领导人被大大削弱。

在德国，四届总理默克尔一直是欧盟的实际领导人。2015年，她做出了命运的决定，欢迎一百多万难民进入德国。由此导致的强烈反应——因德国民众不满于公共服务、财政和执法方面的新增负担，更不用说政治恐慌了——导致默克尔深受其害，以至于不再寻求在本月连任党首，也不会在2021年当前任期结束后寻求连任总理。

反移民情绪绝非德国所独有。从意大利到波兰，反移民情绪帮助民粹主义政党赢得了权力。匈牙利建立铁丝网阻挡难民。丹麦没收移民的资产，现在还准备将数百名“不想要的”寻求庇护者遣送到曾经用来研究患病动物的偏远无人岛。

反移民，以及更广义的对于将主权让渡给欧盟的焦虑，还刺激了近几年来的另一个事件：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时任首相卡梅伦承诺举行退出欧盟的全民投票后——这其实是他在2015年尽量扩大连任取胜优势的策略——便无法再从退欧派领导人那里得到足够的灵活性（包括加强移民管控）来说服大多数选民留在欧盟。

2018年，英国退欧闹剧继续展开。首相梅达成了与欧盟的妥协协议，但却在议会被“打脸”，被迫将投票推迟到1月。她的保守党同侪们对她的妥协的激烈反对，迫使她不得不面对保守党不信任投票。

梅成功战胜了这一挑战，但却进退维谷：欧盟断然拒绝做出更多让步，同时国内也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当前民调表明，工党强硬左派、明确持有反犹立场的党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有可能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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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被称为欧洲的下一任事实领导人，最近几周却面临着示威潮和内乱。马克龙一直难以实施其促增长的改革日程，该日程的重点是略微限制法国过度的福利国家制度。

但引发所谓的黄马甲示威的是燃油税增税政策，该政策的初衷是帮助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这个全世界税负最重的主要经济体中，公民显然已经受够了政客们重视他们眼中遥不可及的全球目标，而轻视选民的迫切需求。

类似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因为联邦碳税而面临强烈反响。该联邦碳税针对四个省（加拿大全国共十个省），因为它们拒绝接受最初的减排政策。特鲁多可能因此在明年下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愈演愈烈的紧张是近几年来最重要之一、但又报道最少的全球趋势。

气候行动在其他地区也面临着阻力。在本月在波兰煤矿城市卡托维茨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4）上，谈判员们勉强就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规则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一致的进展衡量方法。

更引人注目的是，COP24表明其他许多国家在兑现巴黎承诺方面大大落后了（而即使兑现了巴黎承诺，也未必能够实现全球排放目标）。这其中包括就德国。默克尔的可再生能源计划和退出核电计划导致德国对肮脏的褐煤的依赖增加，如此方能保证价格可控，为风能和太阳能提供支持。

在会议之处，批评集中在美国身上，其总统特朗普决定尽快（2020年）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的减排记录仍位于世界最佳之列，哪怕它越来越抵制新的气候政策。

比如，华盛顿、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州最近了拒绝了遏制化石燃料使用的计划。哪怕在最绿色的加利福尼亚州，此前实施的燃料税增税也几乎被撤销；它之所以能够保留，唯一原因是选民担心该州急需维护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的修补费用问题。

气候绝非掣肘特朗普政府的唯一问题。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他的共和党失去了对美国众议院的控制。宏观经济指标依然强劲，但很多人担心利率升高、外围增长放缓以及周期之末的经济和市场趋势。特朗普的关税（尤其是对华关税）放大了这些担忧，因为它们可能抵消其税收和监管改革所带来的促增长效应。

除了西方，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在五个邦的选举中一败涂地，原因在于印度民众对经济的深切忧虑。经济问题也在困扰中国，增长放缓，对美贸易纠纷升级，以及针对网络间谍、强制技术转移及其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全球不满，导致一些中国科技公司产品遭到禁令。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治调整彰显出社会在不造成过度破坏的情况下吸收移民的水平和速度额极限、公民对集中化乃至超国家统治的容忍极限；以及公众对经济疲软的忍耐极限。随着2019年的到来，领导人们必须聚焦于面包和黄油的国内问题，同时转向更加灵活和分散的政治模式，提高治理多样化的人口的能力。这不但将改善国内稳定；还能为国际重点问题——如贸易和气候风险等——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