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的后卡扎菲时代

班加西——中东的独裁统治者总是警告人们一旦其政权被推翻就会造成血流成河、西方占领、贫穷、混乱和基地组织肆虐的后果。这种威胁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叙利亚已经是家常便饭，而在利比亚更是呈现某种黑色喜剧风格。但中东地区的所有民众坚信，就算推翻独裁政府的代价昂贵，但是与当前统治者所造成的损害相比也相对较小。简言之，自由值得人们付出代价。

在利比亚，内战/部族战争、军事统治、“在过渡期间陷入停顿”以及分裂等四种情形可能给民主化前景造成消极的影响。由于利比亚人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上述情况，而不是等真的出现了再加以弥补。

内战/部族战争爆发无疑是最坏的情况。埃及革命者对此有着清醒的把握。在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宗派暴力爆发之际，革命联盟喊出了“穆巴拉克，你不会有机会幸灾乐祸”的口号。压制民众的独裁政权无法赢得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但他们却能利用极端暴力巩固自己对国家、人民和政府机构的控制。

于是，为了取胜，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故意把一次民间抵抗运动演变为一次武装冲突。类似的武装冲突将在后独裁时期造成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对于民间抵抗运动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爆发反抗独裁的武装运动后有43%的几率会陷入内战，而倘若民主运动不涉及暴力，内战爆发的几率只有28%。

同样是这次基于1900至2006年间323例武装及非武装反抗运动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反对派发起武装运动成功五年内实现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只有3%，而倘若没有爆发武装冲突，这一比例将是51%。

当然，利比亚有可能摆脱后独裁时期的内战阴影。但这不仅要遏制部族和地区分裂、还要缓解临时全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以及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立现象。不仅在东西方部族之间，就连在西方某些部族之间也产生了暴力分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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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个月，相距15公里的阿尔辛塔叛乱份子和阿尔莱茵村民之间就爆发了武装冲突。六人在这次冲突中丧失，这提醒人们如果任由临近城镇和村庄之间的暴力分裂继续下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利比亚对仇杀政治并不陌生，在由120多个部落（其中包括约30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部落）组成的武装团体中，部族仇杀可能是极端危险的。

军事统治是另外一种消极情况。“自由军官组织”的几位人物正在把持临时全国委员会， 1969年推翻君主统治的政变正是上述组织的杰作。这几个人包括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索利曼·马哈茂德将军、哈利法·赫夫特上校、穆罕默德·吉纳姆少校等。上述几人既因为参与1969年政变而具有历史合法性，又因为帮助2月17日革命而具有现实合法性。此外他们还分属于几个大的部落，这样就能确保如果像埃及那样由军事委员会进行接管，那么部族利益将会得到广泛的代表。

与埃及不同，无论由谁接管利比亚政权，都不必面对可能威胁其自身合法性并破坏其公众形象的糟糕的经济状况。这可能导致一伙高级军官直接参与统治，倘若利比亚革命借助军事手段取得胜利这种可能性就更大。由的黎波里的军官对卡扎菲及其子采取军事行动可能结束冲突，但功劳和政治资本可能都会落入军事指挥官的腰包。

但利比亚人可能已经受够了四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从国家财富或经济发展潜力中得到任何好处。说到制造欧洲所面临的两大问题（恐怖份子和非法移民），阿拉伯军事独裁领导却有着并不光彩的记录。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西方政府不希望压迫性独裁政权制造暴力神权领袖和难民的恶性循环再次开始重复。

在“过渡期间陷于停顿”是第三种可能的状况，倘若这种状况发生，利比亚将会陷入既非完全民主亦非独裁统治的“半自由”的“灰色地带”。这也意味着定期选举、民主宪法、公民社会与选举舞弊、歪曲民意、人权侵犯和限制公民自由并存的结果。“过渡期间陷于停顿”通常会破坏民主变革的势头，同时大面积腐败、国家机构的羸弱和安全的缺失反而会加强“和独裁没有区别”的神话。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国的统治就是这种结局的代表。

令人遗憾的是，《民主杂志》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1970到2000年间被认定为“处于过渡阶段”的100个国家中，只有20个成功完成了民主过渡（如智利、阿根廷、波兰和台湾）。另有五个国家退回到残酷的独裁统治（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而其他国家都在过渡期的某个阶段陷入停滞之中。

考虑到利比亚缺乏民主经验，有人认为停滞将成为后卡扎菲时代最有可能的结果。但利比亚并不是试图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制度羸弱而部族强悍的唯一国家。阿尔巴尼亚、蒙古和印度成功经受了更为复杂的考验——为不利条件下的民主过渡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四种可能性是陷入分裂，其中以经常提及的昔兰尼加（东）、费赞（南）、的黎波里（西）的奥斯曼式老三省版图可能性最大。昔兰尼加基本不受卡扎菲控制，的黎波里则在卡扎菲控制之下，费赞并没有完全参与到革命之中。但上述地区的行政边界从来就未曾明确划定过，而且从1951年后至少更改了8次之多。2007年时利比亚还拥有22个sha‘biya（行政区），而目前只剩下3个。

所有可能情形都会受到埃及和突尼斯结果的影响。在民主过渡的进程中，邻国的成功变革通常有助于国内民主化。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为军事独裁或内战竖起重要的障碍，并为利比亚树立成功转型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