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守法？

剑桥—克坦吉·布朗·杰克逊 (Ketanji Brown Jackson) 获确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被誉为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妇女和母亲、公设辩护人，甚至就读公立学校者的突破。但最大的赢家是最高法院本身。

根据盖洛普数据，现在不赞成最高法院的美国人多于赞成的人。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从 2000 年的 62% 下降到 2021 年的 40%，法律学者和政治学家警告合法性危机正在发生。然而，对杰克逊获确认的支持率为66%，是十多年来所有提名人中最高的。

尽管最高法院不应该是一个“受欢迎的”机构，但公众的看法仍然很重要，因为这涉及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谜——几千年来法律哲学家一直为解决它而努力：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什么赋予了法律——以及司法机构——权威？

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自然法传统中，法律与宗教混为一谈，因此其权威与宗教命令同源：上帝。但在世俗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根据法律实证主义者（最广泛接受的说法），法律的“血统”——或制度起源——赋予了法律力量并将其置于规则或规范之上。但是这个论点造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不通过法律的力量，一个机构如何具有司法权威。

法律实证主义者承认，他们的解释需要“内部观点”。因此，无论你赞同何种法律理论，任何法律体系的运作始终都存在一个心理基础。如果没有足够多个体的接受，该制度就无法持续存在。因此，公众信心——或支持度——应是法治的核心。

理论上，实证主义者的“内部观点”可以通过道德（相信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强制（因为害怕不遵守法律的后果而遵守法律）或习惯（不假思索地遵守法律，因为这是常态）维持。但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汤姆·泰勒（Tom R. Tyler）所言，尊重法律及其机构是比害怕受到惩罚更强烈的动机。泰勒的工作展示了我们如何从单纯的循规（人们不情愿地遵守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均衡来到合作（人们本能地获得驱动，急切地参与社会及其司法机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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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制度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考虑其运作的环境和参与者的先验认知。或者，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必须适应其所服务国家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人口现实；它必须与美国民众所代表的不断变化的经验和世界观相抗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克逊获得确认可以支持最高法院逐渐减弱的情感吸引力。研究已经认定，法庭上的黑人代表会让美国黑人对合法性的认识更加深刻。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认为，“政治情绪”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同样，法治取决于“法律情绪”，例如受法律制度约束的人感到法律的形式与实质都符合目的。

道貌岸然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法律学者转变为“臭名昭著的RBG”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斯·巴德尔·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的广泛影响力为美国司法系统注入了一股合法化的能量（legitimizing energy），吸引了许多原本可能不受法律约束力影响的人。

法律的目的不是恐吓我们服从；相反，是为了激励我们成为积极参与的公民。杰克逊加入最高法院捕获了公众想象力，因而是法律最终所依赖的广泛公众支持的福音。

机构本质上是脆弱的。 2021 年 1 月 6 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洗劫提醒人们，机构和规范的瓦解速度有多快。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新冠监管的轻浮举动和公然违反扼杀了普通英国人生活，让英国政府所在地唐宁街 10 号饱受攻击。到目前为止，公众的愤怒指向约翰逊——但很容易转变为对法律本身的失望。

谈到最高法院，该机构的地位不仅受到定义确认过程的政治舞台的削弱，而且还受到近年来日益倒退的党派决策的削弱。美国保守派常常自诩热爱“法治”。但是只有三名共和党支持确认杰克逊——尽管她非常受欢迎，保守派正在破坏他们声称视之为神圣的机构。

正如杰克逊在确认后所说的那样，“黑人妇女被选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花了 232 年和 115 次事先任命，但我们做到了。”我认为那句话中的“我们”可以适用于整个司法系统。杰克逊的任命不仅仅是少数族裔迟来的胜利。它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范式转变的开始。杰克逊不仅仅是一个黑人女英雄。她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对待。

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奥秘。但杰克逊获得确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额外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