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技术官僚

发自哥本哈根——假设中的欧盟“民主赤字”问题是否正借主权债务危机之机向各成员国扩散？至少在表面上，希腊和意大利国内非民选技术官僚在政治上的日益崛起已经暗示着：那条多年以来的禁忌——不能让技术官僚政府在政治议程上唯欧盟马首是瞻——已经被打破了。

在意大利，曾三度担任总理的希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终于被一位出色的技术官僚，前欧盟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所取代，这让所有意大利人都松了一口气。而希腊在经历了前任政府辞职之后也转向了卢卡斯·巴帕德莫斯——这也是一位非民选，据说对政治也不太热心的技术官僚，曾任欧洲央行副行长。

当前的欧盟无疑存在诸多问题，但所谓“民主赤字”的日益扩散并不包括在内。这一赤字观念只不过是某种容易被政治借用的有意误导。其实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莫拉夫契克（Andrew Moravcsik）在内的学者都一直强调，欧盟的合法性并非来自选举，而是源自其为欧洲人民传递切实利益的能力。而欧盟通过统一市场——甚至取消护照管制——所取得的成就也突出了这种“委托民主”的优点。

事实上，正是欧盟官员与日常政治的脱节才使欧盟得以提供上述好处。与那些英国（和不断增加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内部）政治家的欧盟怀疑论恰恰相反，选民政治意识的日益觉醒反映的是承诺与结果之间的落差，而非欧盟官员与成员国人民之间的鸿沟。

对此意大利主要报章《共和报》（La Repubblica）最近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则相当具有警示意义：有超过22%的意大利人认为独裁政权与民主政府没什么区别。而另外10%的人甚至认为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治系统更好也更有效率。

这种让人忧心的民主信念衰减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欧洲各国日益依赖技术官僚的背后逻辑：安全。从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促使欧洲各国日益团结的动力不是扩大欧洲版图的梦想，也不是民主国家的理想，而是压倒一切的安全和防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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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这些年里，欧洲的整个整合过程几乎都是以政治，社会和经济安全为最终着眼点。随着雅典、马德里和罗马街头暴力示威运动的增多，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有些人会再度优先考虑自己安全问题——特别是经济安全。

早在2004年欧盟扩大之前，其内部技术官僚就已经在为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问题出谋划策了。在协助这些国家从社会主义独裁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型的复杂过程中，欧盟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那个时候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些技术官员也无缘报章头条。但这些官员在向欧盟成员资格申请国执行技术准入条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合法性。

欧洲似乎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过程越是去政治化，技术官僚越能获得合法性。相反，一旦决策参杂了政治因素，官僚都会失去信誉。

反对向技术官僚授予政治权力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此举对各国主权造成了一种堪比侮辱的限制。平时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公民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但在危机时刻，技术官员的中立声音则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

例如，蒙蒂是首先对意大利财政危机发出警告的人之一。但出于技术官僚的中立性，在8月的时候他也针对非选举产生的国际组织（这里指欧洲央行）要求意大利实施特殊政策来换取支持其国债的后果发出过相关警告。蒙蒂把这种做法称为podestà forestiero（意为“从外地来上任的市长”），也是就以布鲁塞尔，华盛顿，法兰克福，柏林和巴黎为核心的外国压迫。

欧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联合，但如今它对意大利（和希腊）所提出的要求却是来自其他主权国家的强制命令。用技术官僚主导的国内联合政府取代由民选政治家主导的政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外要求意大利实施改革的事实。不过在危急时刻选民或许比政治家更精明：在过去20年里，90年代中期受托掌管意大利紧急过渡政府的前意大利央行行长卡洛·阿泽利奥·钱皮一直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当然，技术官僚政府本身是一个反常的产物，因为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全盘否定了一个国家整个政治阶层的作为。但欧元区这块动荡之地上的选民们似乎早在几个月前已经对他们的民选领导下了全盘否定的结论。

道教创始人老子曾提出”无为而治”的观点。而随着深受债务危机冲击的欧洲各国政府日益转向非民选技术官僚，人们会发现欧洲人也认同这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