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尽管围绕气候行动的讨论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热闹非凡，但全球当前的环境前景却仍然严峻。此处涉及三个障碍：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考量；缓解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因素，而且由这三点所导致的开倒车问题也特别严重。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较2010年水平减少45％，然后在2050年完全归零，这样才能确保有合理可能性去防止全球气温升高到比工业化前高1.5°C的水平。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则在最新的《排放差距报告》中警告说：“我们必须迅速取得成果，否则《巴黎协定》的1.5°C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
但即便是上述论断也已经算是轻描淡写了。即使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能在当前得到满足，到2030年时的排放量也会比其需要达到的水平高出38％。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有可能达到灾难性的2.9~3.4°C，而且此后还将继续上升。为了将升温限制在2°C以内，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需要提升大约三倍，而要达到1.5°C的话则必须加到五倍。
然而上述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二氧化碳排放量看似未有增长的时候是2014~2016年，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增长疲软。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的数据，此后排放量又再度恢复增长，2018年增加了2.7％，2019年增加了0.6％。令情况变得更糟的是2019年12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P25）惨淡落幕，没有达成任何新的气候承诺，也未能明确表达要在今年于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会议上实现何种意图。
那么为何人类还如此踌躇于自救？首先，许多人根本不采纳气候科学家的预测。但即便如此否认还只是三大主要障碍中最不要紧的那个。世界上总会有一小撮人对事实和逻辑不感兴趣，但就算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人如今也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将破坏他名下物业海湖庄园的未来生存和盈利能力。
随着气候驱动型灾难在现实世界中引发的成本不断累积，否认主义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耶鲁大学2019年11月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62％的注册选民都表态支持总统“在国会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将全球变暖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
而第二个主要挑战在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典型全球经济外部性特征。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之分；任何地方排放的温室气体最终都会影响所有人，这也意味着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让别人减排而非向自己下手永远是符合个体理性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则是通过集体理性或开明自利，但鉴于多边主义当前的遭遇，寄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实现真正的全球共同努力有点遥不可及。
第三个障碍则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政策严重伤害了（全世界和各国内部）的穷苦民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测算，目前全球实际二氧化碳排放价格仅为每吨2美元。而如果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C以下则必须在2030年将平均实际价格增加到每吨75美元。
我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观点，即至少从环境角度来看，一个全球统一的碳排放税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倘若这一税项落实到位，未来十年的平均家庭电价将累计上涨45％，汽油价格则上涨15％。因此即使是在富裕国家，由此产生的分配性后果也将极为棘手——正如法国政府试图在2018年引入适度燃油税后所发现的那样。而更糟糕的莫过于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的有效重新分配财政机制大多已经名存实亡。
此外，全球碳税的大多数分配性负担将不成比例地落在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约5.7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电力，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数字则接近12亿。
毋庸置疑，发展中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增长将引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增加。印度，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兴建燃煤电厂，而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的洁净可再生能源可以补充但依然无法在这些国家取代化石燃料。尽管电池储能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风能与太阳能相关的供应间歇性问题仍意味着着化石燃料和核能还将持续占据一席之地。
以印度为例，该国占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也是仅次于中国（27％），美国（15％）和欧盟（10％）的世界第四大排放国。尽管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美国的1/10，但即便该数字到2030年翻一番，也仍然仅是中国2015年数字的一半。
像印度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各国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为了减排而牺牲其经济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向那些正无可避免地实施能源密集型发展的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提供金融援助，以使它们能够借助对排放适当而急剧地增税来内化温室气体的外部性。
但不幸的是，各方如今对那些持续性大规模国际援助计划都避之唯恐不及，而鉴于各国国内的财政团结都难以实现，跨境财政团结似乎更是遥遥无期。然而除非且直到这种变革能真正发生，否则这个我们自己亲手造就的生存危机就只能不断恶化下去。
发自纽约——尽管围绕气候行动的讨论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热闹非凡，但全球当前的环境前景却仍然严峻。此处涉及三个障碍：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考量；缓解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因素，而且由这三点所导致的开倒车问题也特别严重。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较2010年水平减少45％，然后在2050年完全归零，这样才能确保有合理可能性去防止全球气温升高到比工业化前高1.5°C的水平。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则在最新的《排放差距报告》中警告说：“我们必须迅速取得成果，否则《巴黎协定》的1.5°C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
但即便是上述论断也已经算是轻描淡写了。即使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能在当前得到满足，到2030年时的排放量也会比其需要达到的水平高出38％。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有可能达到灾难性的2.9~3.4°C，而且此后还将继续上升。为了将升温限制在2°C以内，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需要提升大约三倍，而要达到1.5°C的话则必须加到五倍。
然而上述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二氧化碳排放量看似未有增长的时候是2014~2016年，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增长疲软。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的数据，此后排放量又再度恢复增长，2018年增加了2.7％，2019年增加了0.6％。令情况变得更糟的是2019年12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P25）惨淡落幕，没有达成任何新的气候承诺，也未能明确表达要在今年于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会议上实现何种意图。
那么为何人类还如此踌躇于自救？首先，许多人根本不采纳气候科学家的预测。但即便如此否认还只是三大主要障碍中最不要紧的那个。世界上总会有一小撮人对事实和逻辑不感兴趣，但就算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人如今也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将破坏他名下物业海湖庄园的未来生存和盈利能力。
随着气候驱动型灾难在现实世界中引发的成本不断累积，否认主义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耶鲁大学2019年11月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62％的注册选民都表态支持总统“在国会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将全球变暖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
BLACK FRIDAY SALE: Subscribe for as little as $34.99
Subscribe now to gain access to insights and analyses from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 starting at just $34.99 for your first year.
Subscribe Now
而第二个主要挑战在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典型全球经济外部性特征。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之分；任何地方排放的温室气体最终都会影响所有人，这也意味着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让别人减排而非向自己下手永远是符合个体理性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则是通过集体理性或开明自利，但鉴于多边主义当前的遭遇，寄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实现真正的全球共同努力有点遥不可及。
第三个障碍则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政策严重伤害了（全世界和各国内部）的穷苦民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测算，目前全球实际二氧化碳排放价格仅为每吨2美元。而如果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C以下则必须在2030年将平均实际价格增加到每吨75美元。
我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观点，即至少从环境角度来看，一个全球统一的碳排放税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倘若这一税项落实到位，未来十年的平均家庭电价将累计上涨45％，汽油价格则上涨15％。因此即使是在富裕国家，由此产生的分配性后果也将极为棘手——正如法国政府试图在2018年引入适度燃油税后所发现的那样。而更糟糕的莫过于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的有效重新分配财政机制大多已经名存实亡。
此外，全球碳税的大多数分配性负担将不成比例地落在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约5.7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电力，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数字则接近12亿。
毋庸置疑，发展中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增长将引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增加。印度，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兴建燃煤电厂，而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的洁净可再生能源可以补充但依然无法在这些国家取代化石燃料。尽管电池储能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风能与太阳能相关的供应间歇性问题仍意味着着化石燃料和核能还将持续占据一席之地。
以印度为例，该国占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也是仅次于中国（27％），美国（15％）和欧盟（10％）的世界第四大排放国。尽管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美国的1/10，但即便该数字到2030年翻一番，也仍然仅是中国2015年数字的一半。
像印度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各国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为了减排而牺牲其经济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向那些正无可避免地实施能源密集型发展的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提供金融援助，以使它们能够借助对排放适当而急剧地增税来内化温室气体的外部性。
但不幸的是，各方如今对那些持续性大规模国际援助计划都避之唯恐不及，而鉴于各国国内的财政团结都难以实现，跨境财政团结似乎更是遥遥无期。然而除非且直到这种变革能真正发生，否则这个我们自己亲手造就的生存危机就只能不断恶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