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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mport tariffs have triggered a wave of retaliatory measures, setting off a trade war with key partners and raising fears of a global downturn. But while Trump’s protectionism and erratic policy shifts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greatest victim is likely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arns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ism resembles the strateg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ce tried.
It took a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of war to get Germany to dispense with the two taboos – against debt and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s – that have strangled its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Now, it must jo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offering a positive vision of self-sufficiency and an “anti-fascist economic policy.”
welcomes the apparent departure from two policy taboos that have strangled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已经公布了离任的打算，现在世行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发展促进组织正在寻找新的带头人。在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终于被承认为我们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和最大挑战的今天，选择谁为世行行长更是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银行”的这一称呼削弱了这一组织的重要性，也淡化了其角色的多面性。世行确实为各国的各种项目提供贷款，也为这些国家渡过危机提供帮助（如在1997-1998年间，为韩国提供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在世界各地的战后重建方面，世界银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世界银行还为最贫困国家的教育、卫生事业等提供赠款及低息贷款，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建议。世界银行还经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建议。否则不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中断对该国的援助，而且还会设法阻止其他捐赠者和资本市场为该国提供基金。
有时—批评者会说是“经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建议具有误导性。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初，情况确实如此。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右翼思潮一统天下，给各国开的处方都是“一刀切”，全都是私有化、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意思是价格稳定）那一套，很少注意到就业问题、公正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
从第二个意义上来说，“银行”这一提法也不妥当：尽管世界银行把其成员都称为“股东”，但它很难算得上是私有银行。正相反，世界银行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机构。尽管在世界银行中控制着投票的七大工业国都宣称他们致力于民主和良性统治，并全力支持将上述两者作为他们的基本目标，但他们的言与行却大相径庭。
事实上，这些国际机构领导人的整个选举程序都已经过时落伍。这不仅损害了这些机构的效能，而且对承诺致力于民主的七大工业国来说，也是一种嘲讽。这一选举程序始于60年前，并受制于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世界银行行长只能由美国人来担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袖则非欧洲人莫属。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指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则由欧洲集体决定，只有在候选人完全不合格时，另外一方才可以行使反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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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所有的任命都必须要经过国会的认可，即使参议院很少提出反对意见，这一审查程序也非常重要，因为总统明白他的权力只能到此为止。但对总统来说，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却是一桩少有的美事，任命甚至不必通过国会听证会。
如果多边国际机构本身都没有拿自己所提倡的开放、透明与参与的标准来同样要求自己，那他们提出的民主改革建议怎么可能被认真对待？为什么沃尔芬森的接班人只能局限于美国人（尤其是效忠某一政党的美国人）？为什么接班人的寻找程序不公开进行？难道这些国际公共机构不应该寻找最合格的人选，而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民族的限制？
目前四处传言的两名候选人—这一消息很可能是当成探测气球故意泄漏出来的¾尤其令人觉得不安。直言不讳地说，考虑到世界银行的重要性，两名假定的美国候选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兹（Paul Wolfowitz）和前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瑞娜（Carleton Fiorina），都已经在全球引起了很大争议。即使惯例允许美国总统指定世界银行行长，但世行的成功取决于别人的信任。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方面，沃尔福兹和菲奥瑞娜都没有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
当然，过去指定的一些人员结果表现得比预期的要好得多。他们能得体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尽管如果按公开的、客观的选举程序，他们的资历根本不足以让他们进入决选名单。他们证明了总有超常发挥的可能存在。但这不能抵消发挥失常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寻找最佳候选人才是最好的政策的原因。
有一些绝对一流的人才可以胜任世行行长这一工作。他们已经展示了他们的智力、人品、政治及管理技能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这些潜在的候选人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他拥有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现在该大学任教，《金融时报》 曾 在一篇社论中对他进行过大力推荐。阿米尼奥·弗拉革，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巴西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德尔维什，世界银行前任副行长，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在任土耳其经济事务部部长时使土耳其成功地度过了一次危机。为什么全世界不接受具备这些才干的候选人，而要满足于接受别人呢？
现在是7大工业国用行动来支持自己关于民主的言论的时候了。在美国企图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很多国家提出反对。他们对美国声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危险迫在眉睫这点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现在处于危急关头的是第三世界数10亿条生命和他们的福利，这些都取决于全球反贫困战争。比起伊拉克战争来，重要性可谓有增无减。在这一战争中，选择适合的将军不一定能确保胜利，但错误的选择却肯定会加大失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