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气候之变

发自哥本哈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如何在阻止全球变暖和适应其多种效应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是最重要，也最让人头疼的政策性问题之一。但即便如此，这一问题也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根据许多环保主义者的传统观念，我们应当首先尽全力去缓解全球变暖的态势，直到山穷水尽之时才把关注重点放在适应变暖的策略上。但这样做似乎是谬误——甚至不道德的——因为我们本可以借助适应性措施为人类和地球做出更多的贡献。

此外，上述传统观念也是与无法逃避的事实相对立的：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堵死全球变暖所的所有溢出效应。而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的话，全球变暖将引发更多的死亡和破坏，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和脆弱的社区更容易遭受其害。适应措施也将意味着能够从许多与全球变暖无关的灾难中拯救出更多生命。举个例子，当我们在社区中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未来迎战更猛烈台风之时，我们实际上也在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当今的极端性天气。

关于人类如何引发气候变化及应当如何减低此类效应的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但相比之下，人们耗费在研究如何适应这些变化上的心力却少得多。

在此有必要承认的是，某些适应性策略将会导致更多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重复利用和废水处理的方法，或者藉由深井抽水、脱盐等措施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的措施都会增加矿物燃料的使用。而在夏天更多地使用空调设施来降低室温也会造成同样结果——只不过前者更性命攸关罢了。适应性措施的高碳排放量必须得到谅解，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另一个目的：降低我们在全球变暖过程中所经受的损失和破坏，为我们寻找替代品并摆脱矿物燃料依赖争取根本更多的时间。

那么更多的碳排放是否能成为阻止人们采用适应性策略的理由？为了找到一个全面的答案，我们需要计算出，如果在适应性投资和削减碳排放上的投放不同数量的资金，到2100年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而采取适应性措施引发的碳排放增加量也纳入到计算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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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最为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碳排放量的升降，而是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地球上有多少的土地能因解决海平面上升问题而获救？又有多少条生命能够从高温、饥饿和疟疾中幸免于难？

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关注全球变暖的真正原因。寻找到这些问题的合适解决办法需要借助

大量的经济学模型，在模型中计算各种不同的变量以及地域性差别分析。而最近，三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波赛路，卡尔洛·卡拉罗以及恩里卡·德央正投身于此，并最终为更加关注适应气候变迁的措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案例。

经济学家们首先研究的是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中期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整个工作都建立在标准化推演的基础上，并把一系列典型的灾难性预测都计算在内。不过，他们发现我们许多严重的担忧都将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有益的事情。

海平面上升将仅仅会对每个国家造成非常微小的困扰，随之而来的财政冲击所占比例将少于GDP的0.1%；除了很少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几乎可以忽略健康问题所造成的危害；而全球变暖产生的影响将会减少几乎所有国家的能源消耗量。

在农业和旅游业方面，影响则是严重的：平均而论，各国要在这两个部门上分别损失0.5%的GDP。但由于人们选择让自身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带来的大多数损失都将被避免。农民们会选择种植那些在高温中生长良好的作物。人们也会设计新式的房子以应对日益变暖的气温。

那些常被媒体引用的简单经济模型显示，到本世纪末，不受控制的全球变暖将会实打实地耗费发达国家2%的GDP作为代价。但这并没有把人们在环境变化时改变自身行为所得到的效果计算在内。如果考虑了适应措施的话，发达国家将会适应全球变暖的消极结果，而对那些积极的变化加以利用，正负相抵，由此创造的全球变暖正效应将等值于GDP的0.1%。

而贫穷国家将受到更严重的影响。适应措施将会使得同气候变迁有关的损失由GDP的5%减少至略微低于3%——但这依然是一个显著的冲击。因此全球变暖的真正挑战将在于如何应对其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冲击。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远远超过让人们顺其自然适应变化所需要的程度。

重要的一点是，新研究证明相对于削减碳排放，适应性策略所取得成就将更为卓著。在不压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将碳排放降低能够避免价值3兆美元的损失，然而适应策略却能够阻止8兆美元的损失。在适应措施上每花费一美元，就能为地球取得约值1.7美元的积极变化。

显而易见，经济模型已经演示出了更多关注适应策略的必要性，而下一个关键步骤，则是确保经济学上的论证能在人们关于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政治辩论中，扮演更为强有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