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世界碳银行的必要性

坎布里奇—尽管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气候变化拒绝派的冷嘲热讽，但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克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绿色新政仍然直击要害，要求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身作则。但悲哀的事实是，尽管美国的饕餮文化产生了诸多毫无必要的浪费，但到目前为止，新兴亚洲才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再歇斯底里也不能解决问题。行动方案是要给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建立正确的激励。

现有多变援助机构框架下，很难找到可行之道。当前框架再气候问题上的专业性不够，并且根据不同的区域各有各的方向。比如，最近世界银行颇为任性地决定停止位几乎所有新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电厂提供融资，令许多能源专家非常失望。但用相对清洁的天然气代替肮脏的煤电正是过去十年美国成功大幅降低排放增长的诀窍（特朗普尽了力），也是著名的其后风险最小化的务实方案“普林斯顿楔子”（Princeton wedges）的核心。绝不能让最完美的方案沦为通往碳中性未来的转型中的公敌。

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世界碳银行（World Carbon Bank），为发达经济提供协调援助和技术转移的工具，以协调援助和技术转移，而不再负责解决其他所有发展问题。是的，我充分理解美国现任政府连为现有国际机构拨款的意愿也已经荡然无存。但西方无法撤出一个气候责任互相交织的世界。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亚洲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已是美国的两倍，是欧洲的三倍。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极少数真心实意斡旋全球气候变化争论的机构之一，可以以它为基础构建新的世界碳银行研究部。再发达经济体，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为42年，许多已经达到了自然使用年限，逐步弃用并非沉重的负担。但在亚洲，每年都有一家新煤电厂开建，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仅为11年，大部分还将运行数十年之久。

在增长迅速的中国和印度，煤炭贡献了60%的发电量。虽然两国都在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但它们的能源需求增加太快，不可能摒弃可方便获取的煤炭。

美国如何傲慢地要求印度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印度的排放量不过美国的十分之一。同理，如果不提供切实的激励，美国如何说服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政府减少亚马逊森林采伐（热带雨林是大自然的碳汇）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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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碳排放有许多选项。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偏向于全球碳税，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上更加易行的限额和交易模式也能起到几乎相同的效果。但对于急于满足人民基本能源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这些属于空中楼阁。在非洲，只有43%的人能用上电，全世界的这一比例为87%。

除了傲慢的总统，大部分严肃的研究者将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视为也许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威胁。其影响已经显现，如美国西海岸和欧洲创纪录的热浪；艾奥瓦州巨型洪灾；气候风险导致房屋保险价格攀升到许多人无法承受的水平等。热带地区太热太旱而无法维持农业，气候移民人数有望在本世纪末剧增至十亿或以上，相比之下，当今的难民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

美国军队已经在为这一威胁做好准备。2013年，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Samuel J. Locklear）便将长期气候变化列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人们对于现有措施——如2015年 巴黎气候协定——阻止全球变暖的力量颇有怀疑，因此务实派将最糟糕的情况作为残酷的必然结果来准备是正确的。

发达经济体必须收拾好自己的环境。但如果发展中的亚洲—也许有朝一日海报口发展中的非洲—不同样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许是不够的。新的世界碳银行几乎肯定是一切全面方案的必备条件，即使我们拥有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

成本如何取决于假设和雄心，但未来十年超过一万亿美元不难想象。疯狂吗？也许并不，如果与不这么做相比的话。哪怕是绿色新政，也好过绿色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