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日内瓦—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逼近某些关键的临界点，而物种的灭绝率则比一个世纪前高出100~1000倍。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已经让自然资源面临着日益巨大的压力。正如最近英国财政部委托撰写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经济“与自然相融相织，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当前的任务则是要在我们对“关于经济可能性的各类当代概念”中嵌入这一认知。
许多认识到了地球所面临危险的企业正在改变自身运营方式。但它们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对自然有利的、净零排放的未来，就必须对现行金融和经济体系规实施变革。
这类变革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那些立足长远，通过优先考虑环境/社会风险和机遇（而非短期收益和利润率）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企业会在收入、利润、投资和就业岗位增长等方面超越同行。同样，拥有强有力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的企业绩效会更好，也会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我们的经济面临的五大风险中有四个是环境风险——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导致的自然损失及其与新冠肺炎等疾病传播之间的联系，还有因生态系统破坏和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每年约3000亿美元成本凸显了无节制经济增长的风险。为了与地球重归于好并将自身系统转变为一个可生存的系统，我们必须去进行超越GDP和短期利润的思考。
自然损失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真正风险往往并未被人们（包括投资者们）纳入考量或理解。土地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而人类导致的海洋健康程度下降预计会在2050年令全球经济每年损失4280亿美元。反之有利于自然的经济变革则可以催生10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并创造近4亿个就业岗位。
而那些欣欣向荣且支持这一变革的企业则处于真正的领导地位。可一旦某个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出现利润下滑，现实的打击就来了。投资者往往追逐短期利润而不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作为一个可靠测算标准去（与财务业绩一道）衡量企业的价值。这种对商业成功的定义必须被改变。
以法国达能这个跨国消费品企业为例。2020年，达能成为第一家采用“使命驱动型企业”（entreprise à mission）模式运作的法国上市公司，当时99%的股东同意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架构。虽然达能的股价低于其竞争对手且并未出现亏损，但今年该公司受到了激进派股东（包括原本就反对新模式的那1%）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该公司“长期表现不佳”。最终该公司在今年3月宣布了董事长兼CEO范易谋（Emmanuel Faber，也是其可持续商业模式倡导者）离职的消息。
并非所有的股东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而投资者对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质疑也当然是积极的。但这不应阻止那些考虑更广泛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的目的驱动战略倡导者去寻找一些可以强化规则并进一步改善非财务业绩的方法。正如《达斯古普塔评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成功的尺度，引导人类走上更加可持续的道路”。
首先，我们需要将有意义且可信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数据与传统财务报表相结合去抵制那些围绕“洗绿行为”的指责。企业绩效指标必须要包含自然、社会和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以揭示地球健康、人类和利润的全面状况。为此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一个全球认可的企业财务和可持续性信息披露系统。
第二，所有投资者都应该停止投资那些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存在高度负面影响的活动，还应呼吁其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发布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和最近成立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规范的报告。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已经要求其投资组合中的所有企业在2020年年底前做到这一点，一群资产总值达4.7万亿美元的主要投资者承诺会在2050年前实现投资组合零碳化。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也成立了一个气候和环境、社会和治理工作组以负责监督各上市公司在这些领域的行为。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必须拿出大刀阔斧的政策去体现我们所渴望的可持续经济愿景。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释放新的商业机会，还可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和稳定运营环境。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即将于今年10月在中国召开之际，700多家企业正在敦促各国政府立刻采取政策以在2030年前逆转自然损失状况。而联合国则在最近采纳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框架，将自然资本纳入了经济报告。
即将来临的疫情后复苏给了世界一个拥抱这类改革的机会，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经济体系，并奖励那些超越财务回报之外的可持续长期业绩表现。
发自伦敦/日内瓦—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逼近某些关键的临界点，而物种的灭绝率则比一个世纪前高出100~1000倍。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已经让自然资源面临着日益巨大的压力。正如最近英国财政部委托撰写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经济“与自然相融相织，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当前的任务则是要在我们对“关于经济可能性的各类当代概念”中嵌入这一认知。
许多认识到了地球所面临危险的企业正在改变自身运营方式。但它们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对自然有利的、净零排放的未来，就必须对现行金融和经济体系规实施变革。
这类变革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那些立足长远，通过优先考虑环境/社会风险和机遇（而非短期收益和利润率）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企业会在收入、利润、投资和就业岗位增长等方面超越同行。同样，拥有强有力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的企业绩效会更好，也会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我们的经济面临的五大风险中有四个是环境风险——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导致的自然损失及其与新冠肺炎等疾病传播之间的联系，还有因生态系统破坏和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每年约3000亿美元成本凸显了无节制经济增长的风险。为了与地球重归于好并将自身系统转变为一个可生存的系统，我们必须去进行超越GDP和短期利润的思考。
自然损失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真正风险往往并未被人们（包括投资者们）纳入考量或理解。土地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而人类导致的海洋健康程度下降预计会在2050年令全球经济每年损失4280亿美元。反之有利于自然的经济变革则可以催生10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并创造近4亿个就业岗位。
而那些欣欣向荣且支持这一变革的企业则处于真正的领导地位。可一旦某个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出现利润下滑，现实的打击就来了。投资者往往追逐短期利润而不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作为一个可靠测算标准去（与财务业绩一道）衡量企业的价值。这种对商业成功的定义必须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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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国达能这个跨国消费品企业为例。2020年，达能成为第一家采用“使命驱动型企业”（entreprise à mission）模式运作的法国上市公司，当时99%的股东同意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架构。虽然达能的股价低于其竞争对手且并未出现亏损，但今年该公司受到了激进派股东（包括原本就反对新模式的那1%）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该公司“长期表现不佳”。最终该公司在今年3月宣布了董事长兼CEO范易谋（Emmanuel Faber，也是其可持续商业模式倡导者）离职的消息。
并非所有的股东都拥有同样的价值观，而投资者对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质疑也当然是积极的。但这不应阻止那些考虑更广泛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的目的驱动战略倡导者去寻找一些可以强化规则并进一步改善非财务业绩的方法。正如《达斯古普塔评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成功的尺度，引导人类走上更加可持续的道路”。
首先，我们需要将有意义且可信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数据与传统财务报表相结合去抵制那些围绕“洗绿行为”的指责。企业绩效指标必须要包含自然、社会和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以揭示地球健康、人类和利润的全面状况。为此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一个全球认可的企业财务和可持续性信息披露系统。
第二，所有投资者都应该停止投资那些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存在高度负面影响的活动，还应呼吁其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发布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和最近成立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规范的报告。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已经要求其投资组合中的所有企业在2020年年底前做到这一点，一群资产总值达4.7万亿美元的主要投资者承诺会在2050年前实现投资组合零碳化。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也成立了一个气候和环境、社会和治理工作组以负责监督各上市公司在这些领域的行为。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必须拿出大刀阔斧的政策去体现我们所渴望的可持续经济愿景。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释放新的商业机会，还可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和稳定运营环境。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即将于今年10月在中国召开之际，700多家企业正在敦促各国政府立刻采取政策以在2030年前逆转自然损失状况。而联合国则在最近采纳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框架，将自然资本纳入了经济报告。
即将来临的疫情后复苏给了世界一个拥抱这类改革的机会，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经济体系，并奖励那些超越财务回报之外的可持续长期业绩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