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科学的惨痛代价

普林斯顿－在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整个任期内，他都拒绝承认艾滋病是由一种HIV病毒引起，以及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可以挽救那些艾滋病病毒检测成阳性的人的生命的科学共识。相反，他支持一小群认为艾滋病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的观点。

姆贝基固执地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即使在反对这种观点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任何人——即使是英勇抵抗种族隔离的斗士、后来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尼尔森·曼德拉——公开质疑姆贝基的观点，姆贝基的支持者就会恶意抨击这些人。

在南非的邻国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为其大多数感染HIV病毒的国民提供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的时候，在姆贝基领导下的南非没有这样做。一个由哈佛大学研究者组成的小组已经在调查这一政策的后果。进行保守的假设，该小组估计，如果南非政府向艾滋病人和有感染其胎儿风险的怀孕妇女提供恰当的药物，那么就可以防止365,000人的早死。

以上的数字是当科学被拒绝或忽略时，可能产生令人惊愕的代价的具有启示性的信号。这一数字可以与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几乎是1994年卢旺达图西人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一半。

将世界舆论转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关键事件之一，是1961年的沙佩维尔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警察向一群黑人抗议者开枪射击，打死69人并使多人受伤。姆贝基和曼德拉一样，在反对种族隔离上都是非常积极的。然而，哈佛的研究显示，他对是南非白人警察在沙佩维尔开枪打死人数5000倍的南非黑人的死亡负责。

我们会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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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姆贝基的辩护，可以说他没有打算杀死任何人。他似乎真诚地相信——或许现在仍然相信——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有毒。

 我们也能承认姆贝基没有受恶意驱使反对那些遭受艾滋病折磨的人。他没有要害这些人的愿望，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应该将对他的品质判断与那些打算害其他人的人——不管是因为仇恨还是因为增加自己的利益——的判断区分开来。

但是，目的好还不够，特别是如此利害攸关的时候。姆贝基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因为他在最初接受了一小部分科学家的观点，而是因为他在没有让这个观点在专家公平公开的辩论中检验的情况下，坚持该观点。当南非一流的黑人免疫学家马克沟巴(Malegapuru Makgoba)教授警告姆贝基总统的政策会使南非成为世界科学界的笑柄时，姆贝基办公室指责他是在为种族主义的西方观点辩护。

自9月份姆贝基被迫下台后，在卡莱马·莫特兰蒂领导下的南非新政府迅速采取了防止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姆贝基的卫生部长——他因认为艾滋病可以通过使用大蒜、柠檬汁以及甜菜根治愈而声名狼藉，被很快免职。惨痛的是，南非的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姆贝基很大的束缚，以至于没有在许多年前将其免职。

 这个事实的教训，在任何制定公共政策时忽略科学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科学家总是正确的，科学史明白地显示事实与此相反。科学家都是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也会担心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受到责备的失败——特别是性命攸关时，不是不同意科学家的意见，而是拒绝将科学作为一种探究的方法。

姆贝基应该知道，如果他关于引起艾滋病的原因和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功效的非正统观点是错误的，他的政策就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死亡。这种认识应该使他有很大的责任来秉公地允许公正地提供和检验所有的证据。因为姆贝基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不能逃脱对几十万人死亡的责任。

不管我们是个人，公司主管还是政府领导人，在没有评估大量的科学证据之前，都有许多领域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决策错误可能造成的后果就越惨痛。事实上，当我们考虑由于人类行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可能后果时，如果我们对此作出错误的决定，那么，南非由于姆贝基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这个错误决定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会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