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人类的心理健康
Anthony Jorm
墨尔本—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当时我还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健康研究员,我和我的妻子贝蒂·基齐纳(Betty Kitchener,她是一位注册护士,业余时间在红十字会教急救课程)讨论常规急救训练不足的问题。这些课程通常都忽略心理健康紧急状况,参与者很难帮助陷于自杀念头、无端恐惧、创伤后压力、酒精和药物滥用后果以及深感无力抓住现实而难以自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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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当时我还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健康研究员,我和我的妻子贝蒂·基齐纳(Betty Kitchener,她是一位注册护士,业余时间在红十字会教急救课程)讨论常规急救训练不足的问题。这些课程通常都忽略心理健康紧急状况,参与者很难帮助陷于自杀念头、无端恐惧、创伤后压力、酒精和药物滥用后果以及深感无力抓住现实而难以自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