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人口已达60亿、而且个体消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来衡量任务的完成状况：那就是物种灭绝率。正因如此，我和同事一起统计了过去几年的鸟类灭绝率，还由此推断出未来几年鸟类的灭绝情况。
鸟类灭绝是了解人类对环境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的最好的窗口。全球10，000种鸟类当中的每一种背后，都可能有十种甚至百种其他不为人知的动植物、或者真菌类物种。鸟类分布之广意味着它们为物种的栖息地点和生存状况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信息来源。
对灭绝物种数量的估计差异很大，这是因为对物种总量的估计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物种数量仅限于有学名的100万种，也有人认为物种数量竟能够高达1亿。为了避免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引入了灭绝率的概念¾也就是每个物种每年的灭绝数量，或者为了让数字更加合理，每百万个物种每百万年的灭绝数量¾ 用E/MSY来表示。除去已经发生的五大灭绝事件，化石记录表明大概的灭绝速度是每百万种生物每百万年有一种走向灭绝（1 E/MSY）。而具体到10，000种鸟类，每个世纪应该只有一种鸟类灭绝。
欧洲人开始探险之前，玻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的扩张可能每一到两年灭绝一个物种，是自然灭绝速度的50到100倍。举例来讲，鹦鹉、秧鸡和鸽子以前在太平洋较大的岛屿上随处可见。对那些岛屿细致的考古研究出土了被玻利尼西亚人灭绝的物种遗骸，而这些出土物种如今在岛上根本不存在。
我们可以猜测从前哪些岛屿面积很大，可能曾有某些物种在此生存，再据此估计究竟有多少物种已经消失。结论是将近1，000种。我们还没有对人类首次登陆后加勒比和印度洋岛屿的命运进行对比研究，但那里也很有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早期的欧洲探险可能延续了快速灭绝的步伐。随着分类学者从洞穴中出土的骨骼遗骸中发现新的物种，1500到1800年间已知灭绝的物种数量不断增加。这样的搜寻工作还远未结束。
林奈（Linneaus）于18世纪中叶发明了命名物种的现代方法，但直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和平时期到来以后命名工作才真正开始进行。虽然到1815年前鸟类分类学家只辨认出2，000种鸟类，但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他们却新发现了5，000多种。这些构成了19世纪我们对鸟类及其灭绝时间研究的主体部分。为了了解准确的灭绝情况，我们必须按照鸟类被科学所了解的时间来调整总体灭绝数量。
因为资源保护论者遵循即便没有在自然栖息地的近期记录，也同样认为物种存在的原则，所以有必要进行第二次调整。这种假设可以防止过早地放弃保护努力，虽然灭绝物种的总量可能会有所低估。我们也加入了可能已经灭绝的部分物种。两次调整后，过去两百年间的灭绝率高出自然灭绝率大约100倍。
我们对21世纪灭绝状况的预测达到了1,000 E/MSY。不仅有12%的鸟类已经面临绝种的危险，而且有超过这一数量两倍的物种地理分布已经非常狭窄（而地理分布是灭绝威胁最重要的警报），生活在遭到严重威胁的栖息环境中。举例来讲，热带雨林不仅居住着绝大多数的鸟类物种，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其他物种的栖息之地。如果目前雨林采伐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预测本世纪最后10年内，鸟类灭绝率将会上升至1，500 E/MSY。
另外，我们的统计数据还比较保守，因为我们并未计算由于物种入侵、人类科技发展（比如对海鸟造成严重危害的延绳捕钓技术）和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物种灭绝。上述所有因素都会造成统计数据增加。
同样，鸟类无法很好地代表其他物种，因为人类对鸟类的普遍关注一般会导致迅速采取挽救措施。实际上，我们说明了积极的保护行动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将鸟类灭绝率降至约25 E/MSY¾虽然仍然很高，但较之不采取保护措施的100 E/MSY已经有了大幅下降。
当然，其他一些物种也从我们对鸟类的保护中获益，但还有很多物种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人类活动对其他著名物种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威胁，比如开花植物和两栖动物。
在地球上人口已达60亿、而且个体消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来衡量任务的完成状况：那就是物种灭绝率。正因如此，我和同事一起统计了过去几年的鸟类灭绝率，还由此推断出未来几年鸟类的灭绝情况。
鸟类灭绝是了解人类对环境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的最好的窗口。全球10，000种鸟类当中的每一种背后，都可能有十种甚至百种其他不为人知的动植物、或者真菌类物种。鸟类分布之广意味着它们为物种的栖息地点和生存状况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信息来源。
对灭绝物种数量的估计差异很大，这是因为对物种总量的估计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物种数量仅限于有学名的100万种，也有人认为物种数量竟能够高达1亿。为了避免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引入了灭绝率的概念¾也就是每个物种每年的灭绝数量，或者为了让数字更加合理，每百万个物种每百万年的灭绝数量¾ 用E/MSY来表示。除去已经发生的五大灭绝事件，化石记录表明大概的灭绝速度是每百万种生物每百万年有一种走向灭绝（1 E/MSY）。而具体到10，000种鸟类，每个世纪应该只有一种鸟类灭绝。
欧洲人开始探险之前，玻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的扩张可能每一到两年灭绝一个物种，是自然灭绝速度的50到100倍。举例来讲，鹦鹉、秧鸡和鸽子以前在太平洋较大的岛屿上随处可见。对那些岛屿细致的考古研究出土了被玻利尼西亚人灭绝的物种遗骸，而这些出土物种如今在岛上根本不存在。
我们可以猜测从前哪些岛屿面积很大，可能曾有某些物种在此生存，再据此估计究竟有多少物种已经消失。结论是将近1，000种。我们还没有对人类首次登陆后加勒比和印度洋岛屿的命运进行对比研究，但那里也很有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早期的欧洲探险可能延续了快速灭绝的步伐。随着分类学者从洞穴中出土的骨骼遗骸中发现新的物种，1500到1800年间已知灭绝的物种数量不断增加。这样的搜寻工作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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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Linneaus）于18世纪中叶发明了命名物种的现代方法，但直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和平时期到来以后命名工作才真正开始进行。虽然到1815年前鸟类分类学家只辨认出2，000种鸟类，但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他们却新发现了5，000多种。这些构成了19世纪我们对鸟类及其灭绝时间研究的主体部分。为了了解准确的灭绝情况，我们必须按照鸟类被科学所了解的时间来调整总体灭绝数量。
因为资源保护论者遵循即便没有在自然栖息地的近期记录，也同样认为物种存在的原则，所以有必要进行第二次调整。这种假设可以防止过早地放弃保护努力，虽然灭绝物种的总量可能会有所低估。我们也加入了可能已经灭绝的部分物种。两次调整后，过去两百年间的灭绝率高出自然灭绝率大约100倍。
我们对21世纪灭绝状况的预测达到了1,000 E/MSY。不仅有12%的鸟类已经面临绝种的危险，而且有超过这一数量两倍的物种地理分布已经非常狭窄（而地理分布是灭绝威胁最重要的警报），生活在遭到严重威胁的栖息环境中。举例来讲，热带雨林不仅居住着绝大多数的鸟类物种，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其他物种的栖息之地。如果目前雨林采伐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预测本世纪最后10年内，鸟类灭绝率将会上升至1，500 E/MSY。
另外，我们的统计数据还比较保守，因为我们并未计算由于物种入侵、人类科技发展（比如对海鸟造成严重危害的延绳捕钓技术）和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物种灭绝。上述所有因素都会造成统计数据增加。
同样，鸟类无法很好地代表其他物种，因为人类对鸟类的普遍关注一般会导致迅速采取挽救措施。实际上，我们说明了积极的保护行动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将鸟类灭绝率降至约25 E/MSY¾虽然仍然很高，但较之不采取保护措施的100 E/MSY已经有了大幅下降。
当然，其他一些物种也从我们对鸟类的保护中获益，但还有很多物种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人类活动对其他著名物种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威胁，比如开花植物和两栖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