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末日？

华盛顿—在西方经济体正在进入低增长“新常态”的概念获得主流意见接受的同时，其现实意义已经开始受到质疑。相反，世界可能正在迈向一个经济和金融十字路口，选择哪个方向取决于关键政策决定。

2009年初，“新常态”几乎还不为人知。当然，几个月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到动荡之中，导致产出萎缩、失业飙升、贸易崩溃。即使在金融市场最稳定、最成熟的部分，也出现了瘫痪症状。

但大部分人直觉地认为这次冲击属于暂时性，是可以扭转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V型破坏，下跌剧烈，复苏也迅速。毕竟，危机源自早已习惯于管理商业周期的发达经济体，而不是结构和长期力量占主导的新兴市场国家。

但一些观察者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这次冲击将带来更大的后果，发达经济体将陷入令人沮丧的反常长期低增长轨道。2009年5月，我的PIMCO同事和我提出了这个假说，称之为“新常态”。

学界和政策界对这个概念反应颇为冷淡——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周期性思考和行动。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发达经济体将宝押在了错误的增长模式上，认为应该向发展中经济体取经研究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债务积压和过度不平等）的人就更少了。

但经济没有恢复原状。相反，不但低增长和高失业持续多年，不平等性三驾马车（收入、财富和机会）也在日渐恶化。后果超出了经济学和金融学范畴，开始影响地区政治安排，加剧了国家政治瘫痪，助长了反现状政党和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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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复苏预期日益难以服众，“新常态”终于被广泛接受。在此过程中，这一概念获得了一些新的标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在2014年10月警告说，发达经济体面临着“新平庸”。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预测将出现“长期停滞”时代。

如今，认为世界可能在反常的长时间内陷入低增长均衡已不再反常。但是，我在我的新书《唯一的游戏：中央银行、不稳定性和避免下一次崩溃》（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中指出，日益激烈的内部紧张和矛盾，以及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正在破坏这一均衡。

事实上，随着金融泡沫的成长，金融风险性质的变化，不平等性的恶化，以及非传统——有时甚至是极端——政治力量继续得势，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镇静作用正在走向极限。这类政策能够维持经济引擎轰鸣——哪怕是以低转速轰鸣——的前景日益渺茫。相反，世界经济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十字路口，我认为会在三年内达到。

这也许并非坏事。如果决策者实施更加全面的反应措施，是可以让经济走向更稳定和繁荣的路径的——即高包容性增长，不平等性下降以及实现真正的金融稳定。这一政策反应必须包括促增长的结构改革（比如更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税收改革和劳动力再培训）、更有响应力的财政政策、环节过度负债问题，以及改善全球协作。这，再加上技术创新和闲置公司现金，能够释放生产力、带来更快更包容的增长，同时纠正目前被人为抬高的资产价格。

相反，如果继续放任政治失灵让世界经济走向错误的路径，就会导致一系列狭隘的费协作经济衰退对策、更大的不平等性和严重的金融动荡。除了危及当前和子孙后代的经济福利，这一结果还会破坏社会和政治凝聚力。

在这两条路中选择哪一条绝非事先注定。相反，从目前的情况看，选择令人沮丧地无法预测。但在未来几个月中，决策者面临着金融波动加剧的局面，他们将得到一些事态将如何变化的线索。

我们希望他们能指引一条更加系统性——因此也更加有效——的政策道路。令人担心的地方是政策可能无法改变过度依赖中央银行的局面，最终当我们回顾新常态的时候发现，尽管它存在诸多局限并且令人沮丧，但仍是一段相对平静和幸福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