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涅斯塔德—今天生活在岛国常常会面对气候变化最残酷的讽刺。岛屿对全球变暖贡献甚小，但却最先遭受破坏性损失并且最不具备管理这些损失的能力。
随着富裕工业化大国的碳排放持续使地球变暖，海平面不断上升夺走了这些岛国的领土。不仅如此，像玛利亚和伊尔玛这样的大规模飓风在异乎寻常的温暖水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们摧毁房屋和电力系统，导致死亡、破坏和疾病接踵而至。
随着上述威胁成为新常态，小岛国家正因为共同的弱点而建立新的团结。我们同时也在共享新发现的适应精神，并且致力于为帮助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同努力。说得更具体些，我们这些岛国可以作为测试创新清洁能源技术的理想实验室。
我在阿鲁巴担任总理期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采用100%的清洁能源电力。我们通过与哈佛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重要伙伴及落基山研究所等智库合作来落实这一倡议。我们还得到了理查德·布兰森爵士、阿尔·戈尔、乌波·欧克斯、丹·罗斯加德和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等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运动倡导者的支持。
多数岛国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化石燃料来满足自身相对小规模的能源需求，因此无法摆脱全球市场的影响。由此，岛民们必须忍受不可预测的价格冲击和供应中断，在危机时期更是这样。相比之下，由当地所生产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再加上高性能电池的支持—能够增强岛国的适应性并稳定其电力供应。
小型岛国现在需要清洁能源，这既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迫切希望向世界证明在扩大经济的同时摆脱化石燃料、确保所有人都获得可靠能源以及为当地人创造优质就业岗位是多么实际而且负担得起。
我们的许多加勒比海邻国已经雄心勃勃地想要达到深度脱碳和可再生能源研发的目的。例如牙买加总理希望该国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的50%。巴巴多斯则打算 更进一步，届时实现碳中和以及100%的可再生能源应用。
不幸的是，外国投资者往往继续支持小型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中国已经出资超过200亿美元在全世界新建燃煤电厂。而日本则继续出资在国内外新建煤炭项目—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这样的投资有可能导致弱势地区几十年无法摆脱化石燃料，同时长期气候风险也会因此加剧。
许多大型发达国家均已承诺协助弱小的民族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这些捐助者和贷款人有时却通过资助新的化石燃料项目来破坏其自身的承诺。
富裕国家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旨在减少未来全球变暖负担的明智气候投资。根据一项预测，2015~2030年间，全球九个最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平均成本可能高达每年150亿美元之巨。
中国提供了目前在新能源领域政策不一的很好的实例。在国内，该国向世界展示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如何才能关闭燃煤电厂并通过清洁可再生能源增加能源供应。但在中国庞大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能源项目都集中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
其实不必非要如此。如果借款人提出要求，中国可以轻松出口清洁能源和气候智能技术。例如在阿根廷，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近4亿美元，用于资助南美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建设。
除一带一路倡议外，日本等其他国家也在加大对岛国和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投资。获得这些资助的国家必须仔细思考这些项目将如何能服务于当地民众的长期利益，以及新的褐色燃煤发电厂将如何导致他们本已沉重的气候变化负担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捐助国必须考量其对外投资怎样才能符合其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立即停建新化石燃料工厂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高于前工业化水平1.5摄氏度以内的唯一可行方案——而1.5摄氏度这一阈值对许多小型岛国而言是真正的生存门槛。如果能源项目不符合1.5摄氏度限制，那么像中国或日本那样自封为“气候领袖”的国家是否有理由为其提供资金？
随着世界领袖达成一致共同应对全球变暖威胁，巴黎协定开启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我所生活的脆弱的岛屿欢迎外国投资我们的能源未来，前提是所投资的项目清洁无碳，并帮助我们的民众实现真正的能源安全。
小型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严重。但在我们的贷款人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在减轻最坏影响方面发挥超出我们自身体量的作用。
奥拉涅斯塔德—今天生活在岛国常常会面对气候变化最残酷的讽刺。岛屿对全球变暖贡献甚小，但却最先遭受破坏性损失并且最不具备管理这些损失的能力。
随着富裕工业化大国的碳排放持续使地球变暖，海平面不断上升夺走了这些岛国的领土。不仅如此，像玛利亚和伊尔玛这样的大规模飓风在异乎寻常的温暖水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们摧毁房屋和电力系统，导致死亡、破坏和疾病接踵而至。
随着上述威胁成为新常态，小岛国家正因为共同的弱点而建立新的团结。我们同时也在共享新发现的适应精神，并且致力于为帮助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同努力。说得更具体些，我们这些岛国可以作为测试创新清洁能源技术的理想实验室。
我在阿鲁巴担任总理期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采用100%的清洁能源电力。我们通过与哈佛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重要伙伴及落基山研究所等智库合作来落实这一倡议。我们还得到了理查德·布兰森爵士、阿尔·戈尔、乌波·欧克斯、丹·罗斯加德和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等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运动倡导者的支持。
多数岛国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化石燃料来满足自身相对小规模的能源需求，因此无法摆脱全球市场的影响。由此，岛民们必须忍受不可预测的价格冲击和供应中断，在危机时期更是这样。相比之下，由当地所生产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再加上高性能电池的支持—能够增强岛国的适应性并稳定其电力供应。
小型岛国现在需要清洁能源，这既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迫切希望向世界证明在扩大经济的同时摆脱化石燃料、确保所有人都获得可靠能源以及为当地人创造优质就业岗位是多么实际而且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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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加勒比海邻国已经雄心勃勃地想要达到深度脱碳和可再生能源研发的目的。例如牙买加总理希望该国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的50%。巴巴多斯则打算 更进一步，届时实现碳中和以及100%的可再生能源应用。
不幸的是，外国投资者往往继续支持小型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中国已经出资超过200亿美元在全世界新建燃煤电厂。而日本则继续出资在国内外新建煤炭项目—日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这样的投资有可能导致弱势地区几十年无法摆脱化石燃料，同时长期气候风险也会因此加剧。
许多大型发达国家均已承诺协助弱小的民族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这些捐助者和贷款人有时却通过资助新的化石燃料项目来破坏其自身的承诺。
富裕国家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旨在减少未来全球变暖负担的明智气候投资。根据一项预测，2015~2030年间，全球九个最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平均成本可能高达每年150亿美元之巨。
中国提供了目前在新能源领域政策不一的很好的实例。在国内，该国向世界展示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如何才能关闭燃煤电厂并通过清洁可再生能源增加能源供应。但在中国庞大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能源项目都集中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
其实不必非要如此。如果借款人提出要求，中国可以轻松出口清洁能源和气候智能技术。例如在阿根廷，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近4亿美元，用于资助南美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建设。
除一带一路倡议外，日本等其他国家也在加大对岛国和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投资。获得这些资助的国家必须仔细思考这些项目将如何能服务于当地民众的长期利益，以及新的褐色燃煤发电厂将如何导致他们本已沉重的气候变化负担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捐助国必须考量其对外投资怎样才能符合其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立即停建新化石燃料工厂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高于前工业化水平1.5摄氏度以内的唯一可行方案——而1.5摄氏度这一阈值对许多小型岛国而言是真正的生存门槛。如果能源项目不符合1.5摄氏度限制，那么像中国或日本那样自封为“气候领袖”的国家是否有理由为其提供资金？
随着世界领袖达成一致共同应对全球变暖威胁，巴黎协定开启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我所生活的脆弱的岛屿欢迎外国投资我们的能源未来，前提是所投资的项目清洁无碳，并帮助我们的民众实现真正的能源安全。
小型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严重。但在我们的贷款人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在减轻最坏影响方面发挥超出我们自身体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