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还有救吗?

达喀尔—苏丹抗议者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站在一辆车顶上，身着白衣，向她的示威者同伴唱歌，这一幕成为她的国家的革命的象征。乌干达气候正义活动家凡妮莎·纳卡特 (Vanessa Nakate) 从独自在该国议会门口抗议，转变为在联合国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塞内加尔活动家欧莫（Oumou）利用数字工具就亲子保健、性行为、避孕和经期贫困展开了打破禁忌的对话。

这些年轻女性正在为自己、她们的社区和世界争取更好的生活——她们并不孤单。非洲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女孩和年轻妇女正在努力改变让不平等长期存在、阻止边缘化群体行使基本权利的权力动态。他们正在发表演讲，创建非营利组织和社区项目，参加游行，以促进变革。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无数研究表明，当女孩和妇女获得赋权时，整个社区都会受益。

但在性别平等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正处于危险之中。新冠大流行破坏了多年来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女童和妇女面临的后果畸重。

研究表明，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家庭更有可能将年幼的女儿嫁出去，从而剥夺了女孩选择与谁共度一生以及何时生育、生育多少孩子的权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由于 新冠疫情，未来十年全球将有 1000 万女孩面临童婚风险。此外，在危机时期，女孩和妇女更有可能面临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趋势在大流行期间得到了证实。

更糟糕的是，正如联合国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特拉仑·莫佛肯（Tlaleng Mofokeng）所指出的那样，封锁、行动限制，资金被用于与流行病相关的项目中，导致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下降，包括从月经和生育信息以及避孕。许多人也无法获得为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的专门服务。

所有这些都导致意外怀孕和早孕急剧增加，也大大降低了学校重新开放后女孩重返学业的机会。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新冠疫情后，超过 1100 万女孩可能永远不会重返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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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疫情摧毁了数十年来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最脆弱的群体——如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孩——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平心而论，即使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年轻妇女和女孩也没有放弃。但她们无法单独战胜她们所面临的强大力量。

有意义的男性参与在这里至关重要。塞内加尔的俱乐部父亲俱乐部（clubs des pères）或丈夫学校（écoles de maris）等举措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目标是培养积极的（而不是有害的）男子气概，鼓励男性分担更多无偿护理工作，改善儿童和产妇的健康。 

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妇女权利组织的参与也很重要。女性榜样已被证明具有激励年轻一代的力量，提升年长女性领导人和活动家——例如“超级奶奶”阿米纳塔（Aminata）和助产士巴吉夫人（Madame Badji）——的平台可以提升年轻女性的抱负和影响力。

同样，扩大年轻领导者的声音可以激发和激励同龄人。索马里兰活动家乌巴·阿里（Ubah Ali）在看到其他女孩担任领导职务时，被说服她也可以领导，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声音”并“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今天，她正在努力在索马里兰根除一切形式的女性阉割，并支持这种行为的幸存者。

但也许没有什么比保护和尊重她们的权利，包括她们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更能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发挥其作为变革力量的潜力。这首先是政府的工作，但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

疫情只是一个开始。 气候变化和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必然也将畸重地伤害妇女和女孩，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展的障碍与其意义一样高。 克服它们的第一步是承认女孩和妇女面临的挑战，并助力她们正在从事的困难而重要的工作。

一个所有女孩和年轻妇女都拥有平等权力的世界对每个人都会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帮助她们实现这一目标符合每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