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真的是全球不平等的根源吗？

发自剑桥——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却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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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