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对全世界的很多人来说，今年的天气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话题。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美国创纪录的冰冻、加利福尼亚一整年的干旱以及欧洲的洪水让气候变化的长期危害回到了政治日程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因此给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金融领袖发去了紧急信，敦促他们出席9月的纽约特别气候峰会。
这将是自2009年具有决定意义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后世界领导人再次聚首讨论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对哥本哈根峰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这次峰会没能达成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因此，在9月的峰会上，领导人们将被要求重启外交程序。其目标是在2015年启用新的协定以防止全球温度升高二摄氏度——国际社会认为如此程度的升温对人类社会来说“很危险”。
乍一看，这是个艰难的任务。自哥本哈根峰会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选民的担心就业和生活水平，以及各个关键节点暴力冲突的频发，气候变化已经告别了全球日程。
但趋势可能正在回归。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未来危险到底有多严重。在其最新的权威评估中，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指出，去年科学家95%地确定人类活动是造成升温的主因。两个月后，IPCC将发布进一步报告，详细阐述可能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人道和经济影响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称气候变化“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警告存在“无法回头的引爆点”。如今，严肃的评论家已经很少有人反对这一科学结论。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世界领导人们如何应对。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谨慎乐观。
首先，纽约不是哥本哈根。领导人们没有承受亲自谈判新协定的压力；谈判的责任仍在专业谈判员和环境部长身上。此外，谈判过程不会在今年结束，而是要等到2015年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这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将纽约所作出的政治承诺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其次，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做出了比五年前更重大的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授权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在未来几个月中采取重大措施限制电厂排放，并在事实上取缔燃煤发电。
在中国，恶化的空气污染和日益增加的能源安全忧虑促使政府考虑在未来10—15年内限制煤炭使用并制定绝对减排目标。政府正在尝试碳定价，并大量投资于低碳的风能、太阳能和核能。
此外，两国正在积极合作。去年，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取缔强力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2月，他们还表示愿意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合作——这与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安全和贸易问题上的对峙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欧盟也在准备做出2030年气候目标承诺，因此达成全球协议的希望在增加。
第三个值得乐观的理由是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重估。五年前，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被视为经济的成本负担。因此谈判是一种零和博弈，各国都在尽力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要求他国承担更大责任。
但是，最新的证据可能改变这一经济算盘。根据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的研究，设计合理的气候政策非但不会伤害经济，还能实际提振增长。以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为首、由众多前总理、总统和财政部长组成的该委员会正在分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和城市交通方面的投资如何刺激陷入停滞的经济。他们将咋9月的峰会上呈现研究结果；如果结果能被接受，将是一个转折点，改变气候政策在世界经济决策者眼中的分量。
所有这些都不能保证成功。强大的既得利益——不仅仅是化石燃料行业——必然会试图阻挠进步，并且大部分政府也尚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气候变化的现实不容忽视。
伦敦—对全世界的很多人来说，今年的天气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话题。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美国创纪录的冰冻、加利福尼亚一整年的干旱以及欧洲的洪水让气候变化的长期危害回到了政治日程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因此给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金融领袖发去了紧急信，敦促他们出席9月的纽约特别气候峰会。
这将是自2009年具有决定意义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后世界领导人再次聚首讨论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对哥本哈根峰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这次峰会没能达成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因此，在9月的峰会上，领导人们将被要求重启外交程序。其目标是在2015年启用新的协定以防止全球温度升高二摄氏度——国际社会认为如此程度的升温对人类社会来说“很危险”。
乍一看，这是个艰难的任务。自哥本哈根峰会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选民的担心就业和生活水平，以及各个关键节点暴力冲突的频发，气候变化已经告别了全球日程。
但趋势可能正在回归。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未来危险到底有多严重。在其最新的权威评估中，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指出，去年科学家95%地确定人类活动是造成升温的主因。两个月后，IPCC将发布进一步报告，详细阐述可能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人道和经济影响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称气候变化“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警告存在“无法回头的引爆点”。如今，严肃的评论家已经很少有人反对这一科学结论。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世界领导人们如何应对。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谨慎乐观。
首先，纽约不是哥本哈根。领导人们没有承受亲自谈判新协定的压力；谈判的责任仍在专业谈判员和环境部长身上。此外，谈判过程不会在今年结束，而是要等到2015年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这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将纽约所作出的政治承诺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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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做出了比五年前更重大的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授权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在未来几个月中采取重大措施限制电厂排放，并在事实上取缔燃煤发电。
在中国，恶化的空气污染和日益增加的能源安全忧虑促使政府考虑在未来10—15年内限制煤炭使用并制定绝对减排目标。政府正在尝试碳定价，并大量投资于低碳的风能、太阳能和核能。
此外，两国正在积极合作。去年，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取缔强力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2月，他们还表示愿意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合作——这与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安全和贸易问题上的对峙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欧盟也在准备做出2030年气候目标承诺，因此达成全球协议的希望在增加。
第三个值得乐观的理由是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重估。五年前，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被视为经济的成本负担。因此谈判是一种零和博弈，各国都在尽力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要求他国承担更大责任。
但是，最新的证据可能改变这一经济算盘。根据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的研究，设计合理的气候政策非但不会伤害经济，还能实际提振增长。以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为首、由众多前总理、总统和财政部长组成的该委员会正在分析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和城市交通方面的投资如何刺激陷入停滞的经济。他们将咋9月的峰会上呈现研究结果；如果结果能被接受，将是一个转折点，改变气候政策在世界经济决策者眼中的分量。
所有这些都不能保证成功。强大的既得利益——不仅仅是化石燃料行业——必然会试图阻挠进步，并且大部分政府也尚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气候变化的现实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