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 Donald Trump attracted more support than ever from working-class voters in the 202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 has long embraced an agenda that benefits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above all. During his second term, however, Trump seems committed not just to serving America’s ultra-rich, but to letting them wield state power themselves.
马德里—如果房子地基出现裂缝而不加修补,裂缝就会不断扩大,最终破坏房屋结构,使其无法居住。此时,住户就必须搬到别的房子里。但世界人口不可能搬到别处去。房子尽管很贵,仍然是可换的;但地球不行。
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气候变化就是地球这幢房子地基上的裂缝。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自1988年以来就在研究这一现象。二十二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诞生;如今,195个国家同意通过限制全球升温幅度在2℃内以防止危险的全球变暖。
但我们仍走在危险的老路上。IPCC计算,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大幅上升3.7至4.8℃。裂缝正在扩大,而一些世界居民——特别是最脆弱群体——已在目睹水淹家园。谁应该对此负责,谁应该为停止变暖买单?
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主导了气候变化的国际讨论和争议。区分肇事和补救责任是很重要的,UNFCCC主条款承认各国共同但差异化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最近指出,认清伤害责任是一回事,确定谁能够或应该为解决问题负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没完没了地追究责任的真正元凶(不管是肇事责任还是补救责任)并不是气候变化领域独有的现象。比如,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的公民可能会困惑(许多人确实如此),为何半个地球之外的金融危机会让他们国家的银行突然间倒闭。
在欧洲,二战结束后各国就团结在一起,牺牲了一些宝贵的主权以构建更加稳定的整体,但共同货币的步履维艰给欧洲人民——和他们的选票——注入了恐慌。在从政府到治理的转变中,我们建立了一系列行动方——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有地方的、国家的,也有超国家的——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机构环境中,我们通常无法知道谁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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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共同全球问题上最为突出,比如气候变化。简言之,必须改革全球秩序,适应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最近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签署协议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就是渴望变化的清晰信号。
但即使在这一环境下,对全球经济的机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可能性仍然很低。在此期间,创新是关键。最佳方案必须以当前结构的最强环节为基础。
自上而下的治理方针是有效的,一些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大国愿意接受补救责任。比如,欧盟重申了其对UNFCCC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包含约束性减排目标的国际气候变化条约)的承诺。但最近的UNFCCC峰会暴露出这一方针的局限性。
因此,在全世界准备UNFCCC 2015年巴黎峰会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准备在今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高规格峰会之际,考察和建议自下而上的创新性方案是大有裨益的。比如,中国实施了覆盖2.5亿人的七项试验性排放交易机制,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方案(仅次于欧盟)。在乌干达,坎帕拉市正在着手采用太阳能路灯。图瓦卢等许多内陆小国也树立了重要的榜样,r突飞猛进地追求碳中立(carbon-neutrality)目标。
UNFCCC的最紧迫任务之一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扩大减排和改造规模的融资,从而动员历史排放国的能力和意愿刺激进一步创新。全球科学家正在致力于解决方案;事实上,唯有科学能帮助我们有效推进,正如科学让世界大部分地区生活追平提高到生存水平之上。在这个临界点上,当给我们带来如此繁荣的化石燃料开始导致我们走向毁灭时,也只有科技创新能把我们带上更好的道路。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只有创造力、创新、责任和政治意愿能让我们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需要睁开眼睛,发现地基上的裂缝,直面修补裂缝的责任。2015年第一季度,各国政府应该宣布各自计划为这一责任做出什么贡献,以提振信心,加快通往巴黎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着眼于潜在创新,投资于所有有潜力的研发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