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哥本哈根——我们如今用以解决全球变暖的方法不堪大用。因为这些方法一点也不经济，比如一系列碳排放税就极端昂贵但却收效甚微，这些手段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因为有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谈判只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分歧。而如果以上两点你都不同意的话，那么请注意，当今的解决方案其实在技术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许多国家正在大张旗鼓地制定碳减排目标，以期在今年12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谈判会议之前取代原先的《京都议定书》。想象一下全世界最终就某个充满野心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比如说我们决定要在2100年降低3/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同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于此就存在着技术问题：为了达成这个目标，2100年时非碳源能源使用量将必须增长至一个惊人的水平：2000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2.5倍。
这些数字是由麦基尔大学经济学家克里斯·格林和伊莎贝尔·加利亚纳计算得出的。她们的研究显示，如果要有效应对全球变暖，那么必须取得一次科技革命式的革新。但我们却并未严肃地对待这个挑战。如果我们继续走现在的路线，那将不会有足够的科技进步来确保非碳源能源在价格和效能上的竞争力相对于化石燃料占得上风。
预计在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人们关注的焦点将会是有削减多少碳排量，而不是如何去削减。而目前的削减碳排放技术是否就足以达到整个减排目标这一问题，也只会得到极少关注，甚至完全被漠视。
政治家们的决策基础则是大而化之的全球变暖模型，这个模型假设相关的技术突破会自行产生。这种理念很可悲——并且很危险——因为他们显然将主次颠倒了。
格林与加利亚纳检测了现如今我们使用的非碳源能源的使用状态——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等——而她们发现就算把这些能源加在一起，也只能为我们迈向2050年稳步减排目标的努力提供不到一半的帮助，对于2100年的目标更是杯水车薪。我们对非碳源能源的需求要比当今的产量高出许多许多倍。
此外我们所需的技术就其测量性和稳定性来说都仍然准备不足。在许多研究案例中，我们依然欠缺一些最基础的研究和发展。我们甚至都未能使这次科技革命得以启动。
当今技术史是如此的效率低下，仅仅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希望利用风能，那么我们将在大多数国家装满风机来生产满足所有人的能源需求，而我们仍需担心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储存这些风能：万一没风的话，我们更是束手无策了。
政策制定者们应当抛弃繁杂的碳减排谈判，取而代之的则是达成协定，共同投资研究和改进技术，使之达到一个可供有效利用的水平。这不仅对于我们切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更好的机遇，也将会给政治胜利带来更多胜算。21世纪最大的排放国，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肯定不情愿签署艰难并且代价昂贵的排放目标。但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接受一个更为实惠、明智、并且受益更多的创新之路。
但当今的政治家们只是狭隘地把目光放在碳排放税究竟要高到什么水平，才能阻止人们使用化石燃料的命题之上。这命题显然是错误的。单靠市场并不足以有效刺激那些对不确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并且如果替代燃料供应不足，征收昂贵的碳排放税只会损伤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的境况只会不断恶化。
格林和加利亚纳提议，可以在初始时限定一个较低的碳排放税（比如每吨5美元）来资助能源研究和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她们指出，应该允许该税率缓慢上涨，以此鼓励高效且价格公道的替代技术的推广利用。
每年投资约1千亿美元用于非碳源能源的研究，将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本世纪内基本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格林和加利亚纳计算出了这样做的收益——从降低全球变暖到取得更大的社会繁荣——并且得出保守结论，每花费1美元，这个办法将会避免大约11美元的气候变化损失。把这个结果同其他分析对比，过于剧烈和迅速的碳减排方式将十分昂贵而且回报甚低，1美元投入能够避免的气候损失仅为0.02美元。
如果我们继续在追求短期内削减碳排放量的政策上一意孤行，并且不把任何目光放在减排技术的提高之上，那么可能的后果就只有一个：气候变化的冲击还未到来，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已经遭遇了显著衰退，更多人将身陷贫困之中，而我们的地球，只会变成一个比原先更加糟糕的地方。
发自哥本哈根——我们如今用以解决全球变暖的方法不堪大用。因为这些方法一点也不经济，比如一系列碳排放税就极端昂贵但却收效甚微，这些手段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因为有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谈判只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分歧。而如果以上两点你都不同意的话，那么请注意，当今的解决方案其实在技术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许多国家正在大张旗鼓地制定碳减排目标，以期在今年12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谈判会议之前取代原先的《京都议定书》。想象一下全世界最终就某个充满野心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比如说我们决定要在2100年降低3/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同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于此就存在着技术问题：为了达成这个目标，2100年时非碳源能源使用量将必须增长至一个惊人的水平：2000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2.5倍。
这些数字是由麦基尔大学经济学家克里斯·格林和伊莎贝尔·加利亚纳计算得出的。她们的研究显示，如果要有效应对全球变暖，那么必须取得一次科技革命式的革新。但我们却并未严肃地对待这个挑战。如果我们继续走现在的路线，那将不会有足够的科技进步来确保非碳源能源在价格和效能上的竞争力相对于化石燃料占得上风。
预计在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人们关注的焦点将会是有削减多少碳排量，而不是如何去削减。而目前的削减碳排放技术是否就足以达到整个减排目标这一问题，也只会得到极少关注，甚至完全被漠视。
政治家们的决策基础则是大而化之的全球变暖模型，这个模型假设相关的技术突破会自行产生。这种理念很可悲——并且很危险——因为他们显然将主次颠倒了。
格林与加利亚纳检测了现如今我们使用的非碳源能源的使用状态——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等——而她们发现就算把这些能源加在一起，也只能为我们迈向2050年稳步减排目标的努力提供不到一半的帮助，对于2100年的目标更是杯水车薪。我们对非碳源能源的需求要比当今的产量高出许多许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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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所需的技术就其测量性和稳定性来说都仍然准备不足。在许多研究案例中，我们依然欠缺一些最基础的研究和发展。我们甚至都未能使这次科技革命得以启动。
当今技术史是如此的效率低下，仅仅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希望利用风能，那么我们将在大多数国家装满风机来生产满足所有人的能源需求，而我们仍需担心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储存这些风能：万一没风的话，我们更是束手无策了。
政策制定者们应当抛弃繁杂的碳减排谈判，取而代之的则是达成协定，共同投资研究和改进技术，使之达到一个可供有效利用的水平。这不仅对于我们切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更好的机遇，也将会给政治胜利带来更多胜算。21世纪最大的排放国，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肯定不情愿签署艰难并且代价昂贵的排放目标。但他们可能会更加愿意接受一个更为实惠、明智、并且受益更多的创新之路。
但当今的政治家们只是狭隘地把目光放在碳排放税究竟要高到什么水平，才能阻止人们使用化石燃料的命题之上。这命题显然是错误的。单靠市场并不足以有效刺激那些对不确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并且如果替代燃料供应不足，征收昂贵的碳排放税只会损伤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的境况只会不断恶化。
格林和加利亚纳提议，可以在初始时限定一个较低的碳排放税（比如每吨5美元）来资助能源研究和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她们指出，应该允许该税率缓慢上涨，以此鼓励高效且价格公道的替代技术的推广利用。
每年投资约1千亿美元用于非碳源能源的研究，将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本世纪内基本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格林和加利亚纳计算出了这样做的收益——从降低全球变暖到取得更大的社会繁荣——并且得出保守结论，每花费1美元，这个办法将会避免大约11美元的气候变化损失。把这个结果同其他分析对比，过于剧烈和迅速的碳减排方式将十分昂贵而且回报甚低，1美元投入能够避免的气候损失仅为0.02美元。
如果我们继续在追求短期内削减碳排放量的政策上一意孤行，并且不把任何目光放在减排技术的提高之上，那么可能的后果就只有一个：气候变化的冲击还未到来，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已经遭遇了显著衰退，更多人将身陷贫困之中，而我们的地球，只会变成一个比原先更加糟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