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六个月后，世界各国代表将齐聚巴黎，为达成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努力。下周，G-7领导人将在德国召开会议，他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迈出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危险后果的第一步。这一问题事关世界安全与繁荣，它不是是否或何时开始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转型的问题。
2014年，清洁能源投资在经历了两年的降低后创出了3,100亿美元的新高。这是个好消息，但距离国际原子能机构（IEA）所估算的低碳能源业所需要的每年1.1万亿美元投资还相去甚远。与此同时，2013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投资高达9,500亿美元——就实际值而言较2000年翻了一番。
投资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人们认为它有多大的风险。除非投资组合经理开始算计危险的气候变化的风险，否则投资就无法决定性地向更加绿色的能源资源倾斜。投资者还需要考虑“碳泡沫”，即基于化石燃料公司能够一直将全球储量燃烧殆尽的假设给予这些公司过高的估值。
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的能源生产一直更加有利于以成熟的老牌产业为基础。但潮流正在发生改变。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日益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制约他们的回报，政府最终将开始纠正这一问题。
类似地，英格兰银行正在进行重要的风险评估工作，研究煤炭或石油储量等资产有多大风险被旨在限制危险的气候变化的政策变革“搁置”。G-20财政部长最近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会进行广泛评估。
G-7国家应该释放明确信号表明它们将严肃对待低碳转型，而这样做最有效的办法是支持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削减到零的全球目标。此外，政府和监管者可以采取务实举措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于更加清洁的能源形式。
首先，政府应该立下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承诺，不再“积极”伤害地球。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我是委员之一）所发布的新气候经济报告（The New Climate Economy Report）强调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重要性，并质疑出口信用机构为煤炭项目提供融资的做法。政府必须给自己设定明确的四年时限结束化石燃料补贴，将资金配置给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和发展援助等领域。
其次，政府必须树立榜样。今年晚些时候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巴黎的高规格会议提供了让对抗气候变化和为发展和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两个方面形成协同效应的机会。政府还应该鼓励公共退休基金进行负责任的投资，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此外，还应该更多地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包括通过发行绿色政府债券。
第三，政府必须建立促进低碳投资的政策框架。给碳定价至关重要。各国在这方面的进步虽然缓慢，但十分稳健，这令人鼓舞。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影子碳定价和碳贴现率。
此外，政府和监管者应该采取政策确保可持续财务实践，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发布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年报以及考虑环境风险的尽职调查和风险模型。对搁置资产可能性的考虑必须系统性地予以扩大。
最后，决策者应该开展合作、促进新工具的开发以推动经济向低碳转型。比如，开发银行有助于撬动私人部门投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应该将可持续性作为核心使命。
管理从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向基于低碳能源的经济的转型绝非易事。但正因如此，才应该从现在做起。G-7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领导世界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法兰克福—六个月后，世界各国代表将齐聚巴黎，为达成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努力。下周，G-7领导人将在德国召开会议，他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迈出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危险后果的第一步。这一问题事关世界安全与繁荣，它不是是否或何时开始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转型的问题。
2014年，清洁能源投资在经历了两年的降低后创出了3,100亿美元的新高。这是个好消息，但距离国际原子能机构（IEA）所估算的低碳能源业所需要的每年1.1万亿美元投资还相去甚远。与此同时，2013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投资高达9,500亿美元——就实际值而言较2000年翻了一番。
投资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人们认为它有多大的风险。除非投资组合经理开始算计危险的气候变化的风险，否则投资就无法决定性地向更加绿色的能源资源倾斜。投资者还需要考虑“碳泡沫”，即基于化石燃料公司能够一直将全球储量燃烧殆尽的假设给予这些公司过高的估值。
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的能源生产一直更加有利于以成熟的老牌产业为基础。但潮流正在发生改变。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日益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制约他们的回报，政府最终将开始纠正这一问题。
类似地，英格兰银行正在进行重要的风险评估工作，研究煤炭或石油储量等资产有多大风险被旨在限制危险的气候变化的政策变革“搁置”。G-20财政部长最近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会进行广泛评估。
G-7国家应该释放明确信号表明它们将严肃对待低碳转型，而这样做最有效的办法是支持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削减到零的全球目标。此外，政府和监管者可以采取务实举措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于更加清洁的能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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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应该立下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承诺，不再“积极”伤害地球。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我是委员之一）所发布的新气候经济报告（The New Climate Economy Report）强调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重要性，并质疑出口信用机构为煤炭项目提供融资的做法。政府必须给自己设定明确的四年时限结束化石燃料补贴，将资金配置给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和发展援助等领域。
其次，政府必须树立榜样。今年晚些时候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巴黎的高规格会议提供了让对抗气候变化和为发展和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两个方面形成协同效应的机会。政府还应该鼓励公共退休基金进行负责任的投资，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此外，还应该更多地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包括通过发行绿色政府债券。
第三，政府必须建立促进低碳投资的政策框架。给碳定价至关重要。各国在这方面的进步虽然缓慢，但十分稳健，这令人鼓舞。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影子碳定价和碳贴现率。
此外，政府和监管者应该采取政策确保可持续财务实践，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发布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年报以及考虑环境风险的尽职调查和风险模型。对搁置资产可能性的考虑必须系统性地予以扩大。
最后，决策者应该开展合作、促进新工具的开发以推动经济向低碳转型。比如，开发银行有助于撬动私人部门投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应该将可持续性作为核心使命。
管理从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向基于低碳能源的经济的转型绝非易事。但正因如此，才应该从现在做起。G-7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领导世界走向可持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