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的第二次机会

日内瓦­—机会往往不会重来，但现在全球发展似乎迎来了第二次机会。新冠肆虐的一年半时间里，政府对企业和工人的支持范围和规模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政策教条。这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产生了改变国家和市场力量平衡的政治动力，从而形成了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增长的新共识。借助这种推动力，我们可以避免近几十年来的政策错误重演。

新冠疫情考验了各国政府的反应机制和经济韧性，并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社会行为和个人习惯。在苦难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希望，一线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十分鼓舞人心，全球科学界利用合作研究和公共资金的力量，快速地研发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全球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各国找到了不那么苛刻的方法来管控疫情导致的健康风险，并启动了疫苗接种项目。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3%，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考虑到各国财政资源的差异、新冠病毒变异的可能以及高度不均衡的疫苗接种率，2021年的预期仍是不确定的。

就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错误地采纳财政紧缩政策一样，我们一不小心，这些困难就会减缓实质变革的势头。此外，疫情表明，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的措手不及，今年的极端天气事件就是证明，还能看到全球经济已然分崩离析。

疫情前的政策范式开启了1945年以来全球增长最疲弱的十年，范式一旦恢复将是一场灾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新冠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在部分国家差距尤其巨大。

新一届美国政府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刺激举措，如果其他发达国家跟上，全球经济就可能实现更稳定的复苏。此外，美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分配的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并开放新冠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这表明多边主义可能得以延续。全球经济现有的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和环境危机，应该成为多边议程的首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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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进展还需要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政策协调，努力保持复苏势头，增强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并处理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但是，更好的协调还不足以让重建工作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国际支持。其中许多国家由于新冠疫情而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还挣扎于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年。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在缓解南半球健康和财政压力付出的努力可能太少，也太迟，但我们可以在过往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20国集团最近就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提出的倡议，可以激发更广泛的努力，通过强有力的多边机构解决日益严重的南半球问题。

同样，高收入国家捐赠或转贷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包括最近分配的65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更多动力，朝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尽管最近遭遇挫折，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我们拥有知识、科学、技术和资源，可以让可持续发展目标重回正轨。我们需要的是一致的目标，全方位有效领导，以及紧急、雄心勃勃的行动。”

毫无疑问，让欧洲在二战后得以重建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是此目标的蓝图，但今天缺少的是一种大胆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这种叙事抛弃了过时的自由市场比喻，将共同的全球政策挑战与改善人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无论他们生活在波哥大、柏林、巴马科、釜山还是波士顿。

这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工薪阶层及其家庭提供一个稳定的未来。不仅要扩大财政空间，还要确保人们缴纳的税款能够置换充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除了负责任的主权债务之外，政策制定者还应确保人们为生计或送孩子上学而获得的债务不会成为终生的负担，最后，政府不仅要合理定价碳，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保护好自然环境。

40年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第一份《贸易和发展报告》，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明确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涉及世界经济管理的问题与长期发展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政策制定者们对市场力量过于信任，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最终失败了。更糟糕的是， 40年里，公共服务的腐蚀、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占领，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都损害了公民对政治代表的信任。

今天，更好的重建取决于一种新的政策范式——这一次要帮助引导向零碳世界的稳定过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政府是否会共同采取必要措施。如果他们各自采取行动，这场危机带来的第二次机会又会被错过。

Translated by Xiang Zeguang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