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城市会为我们指明方向

发自迪拜——国家、总统和首相——这些都是每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占据新闻头条和媒体关注度最高的角色。然而在过去十年里，而且在远没有那么大张旗鼓的情况下，城市、州和地区政府（统称为“次国家”）一直在遵照《巴黎气候协定》的指导行事，甚至是在本国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时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它们投资于清洁能源系统和其他城市创新项目以减少本地排放，并通过像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和全球市长盟约（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这类网络来分享可行方案以加速在更大范围内的进展。

幸运的是，今年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让人们对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进展增添了希望。首届地方气候行动峰会将市长和州长聚集起来直接与国家和国际领导人互动，展示各大城市如何是推动各类解决方案并催生一些得到全球采纳的创意。

这个突破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联合国最近发布了自第十五届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所取得进展的首份官方报告单。报告显示，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各方需要采取更为大胆和紧急的行动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不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的范围内。

而弗里敦这类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从极端高温到突如其来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则决心推动世界领导人扩大自身方案力度——并赋予城市更多的领导权。

弗里敦已经展现了城市是如何通过创新行动树立榜样的。当城市化导致市内70%的树木消失时，该市创设了一个项目，以此招募居民参与恢复绿色植被以减轻严重高温的影响。弗里敦的年轻人是“在2024年以前种植一百万棵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的参与也不仅限于此。年轻人在弗里敦社区灾害管理委员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将集体力量投入到城市的“改造弗里敦议程”中（其中包括植树计划）。

但弗里敦并非孤例。菲律宾奎松市就创建了一个可持续城市花园和农场网络，解决了居民的食品安全问题并减少了传统农业所带来的排放。在秘鲁的利马，公民领导们制定了一项气候变化计划，不仅旨在保护该地区的生态系统，还针对一些（从一个公园到另一个公园，从一个果园到另一个果园的）小变化，以积少成多的方式改善了城市景观。他们还启动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来监测和改善城市儿童玩耍、学习和生活区域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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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以及其他许多方式，各个城市正在向全球领导人展示真正的进展是如何实现的。但城市不能仅仅被视为典范，还应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即使在那些国家领导人自称信仰多层级治理理念的地方，其政策框架也往往对本地和地区性的气候努力漠不关心，致使那些已被证明有效的解决方案遭到忽视。在本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以及未来几年里地方领导者都应该在讨论中拥有平等发言权并获得采取果断行动所需的资源。

一个真正的国家和次国家政府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成为解锁持续气候融资流的关键。通过携手努力，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对各类全球机构进一步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包括联合国、各多边发展银行和那些有能力加速气候融资解决方案的政府。

世界各地的市长正日益走到一起来用统一的声音传递这一信息。因此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地方气候行动峰会之前C40网络现代化了其领导模式，设置了两位——而不仅仅是一位——主席。该网络现由伦敦和弗里敦市长共同主持，而这种安排也更好地代表了世界各地民众的见解和经验。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也为在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的领导之上再进一步提供了机会——他在之前单独任C40主席时协助确保该组织的2/3预算被用于推动全球南方这个受气候影响最严重地区的气候行动。

世界各地的地方领导者们证明了当我们汇集力量，集中资源并真诚地携手合作时，地方和国家政府都可以取得巨大的进展并帮助保卫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