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伊斯坦布尔——11月11日，数千名世界领导人、国际利益相关者和民间社会倡导者在巴库召开了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鉴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变暖加剧的情况下依然持续增长，今年的峰会理所当然地将气候融资问题列为了首要议题。但会议地点的选择却远非理想：阿塞拜疆政权正试图利用这次会议来为其气候记录和日益压制性的政策“洗绿”。
在去年于迪拜举行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在另一个化石燃料生产国首都召开下届会议的决定一经宣布就遭到了广泛质疑。阿塞拜疆令人生疑的气候政策、对民间社会的攻击和治理不善状况都遭遇了批评，并因此危及到了峰会的可信度。
本月早些时候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发布了一段展现阿塞拜疆能源部副部长兼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席执行官埃尔努尔·索尔塔诺夫（Elnur Soltanov）为该国化石燃料利益代言并试图为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促成交易的视频，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提高能源效率或追求长期可持续性的承诺和能力的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运动和政治活动家未经审判就被拘留的状况凸显了政府对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长期无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其做法会很快改变。
尽管阿塞拜疆签署了多项气候协议并通过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国家计划，但它在实现其气候目标方面却进展甚微。由于缺乏可持续的长期政府计划，该国尚未制定国内净零排放目标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由于依赖化石燃料的阿塞拜疆经济一直未能实现多元化，再加上石油储备不断减少和僵化的垂直治理结构，该国其实无力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比如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
根据世界银行评估国家能源政策和法规的2022年可持续能源检测指标（RISE）指数，阿塞拜疆的可再生能源在140个国家中位列第122，表明该国缺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监管框架和针对性政策。甚至连负责推进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监管机构也缺乏实施必要改革的独立性和权威。
由于国家集中控制、政策框架不完善以及执行不力，阿塞拜疆的清洁能源愿望仅停留在空谈阶段。事实上政府似乎更重视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化石燃料需求牟利而不是应对全球变暖。在今年4月的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上，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在演讲中宣称阿塞拜疆无意停止化石燃料生产，称其资源是“上天的恩赐”，并宣布了一系列增加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计划。阿利耶夫在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坚称化石燃料生产国“不应受到指责”。可见对于阿塞拜疆政府而言，举办本届大会与其说是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不如说是为了打造国家形象和洗绿。
虽然阿塞拜疆参与全球气候讨论是最近才有的事，但其糟糕的人权记录却由来已久。该国长达数十年的专制统治可以追溯到1993年上台的海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总统，他花了十年时间为一个王朝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到2003年阿利耶夫的儿子、现任总统伊尔哈姆上台时，阿塞拜疆刚刚起步的后苏联时期民主已经名存实亡。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内的国际观察员对2003年公然操纵的选举以及随后的每一次投票（包括今年2月举行、将阿利耶夫的统治又延长了七年的临时总统选举）都进行了谴责。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阿利耶夫进一步巩固了从他已故父亲那里继承的垂直权力结构，使公共政策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个人喜好和指令。2017年阿利耶夫改组内阁，任命其妻子梅赫里班·阿利耶娃（Mehriban Aliyeva）为该国首位副总统。他还安插了一批忠于他的“能力出众的技术官僚”以确保通过高级官员传达的指令得到执行。这些变化无疑未能解决阿塞拜疆的系统性治理缺陷，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指出这些缺陷包括“行政部门主导一切”、 猖獗的腐败、“抑制民间社会的压制性环境”以及一个基本不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该政权还经常借外部事件对民间社会实施定期打击，并使用包括严苛法律、人身恐吓、逮捕和勒索在内的一系列镇压手段。在过去20年间这些措施不断侵蚀民间空间，迫使剩下那些活动家和组织在持续的逮捕威胁下开展活动。
政府2013年对非政府组织、独立记者、民权倡导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镇压既反映了阿塞拜疆民间社会无力对抗政府压迫，也加剧了这种无力感。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规定权利遭到了严重破坏。上一次受到制裁的反对派集会发生在2019年，而自那以后所有公开抗议活动都会被迅速、粗暴地驱散。
当世界领导人和政策者在巴库讨论气候行动时，数十名记者、专家、活动家和倡导者却因叛国、走私、欺诈和勒索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者们正在享受这个国家的热情款待，而该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敢于挑战政权的人——却往只能面临差得多的待遇。
发自伊斯坦布尔——11月11日，数千名世界领导人、国际利益相关者和民间社会倡导者在巴库召开了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鉴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变暖加剧的情况下依然持续增长，今年的峰会理所当然地将气候融资问题列为了首要议题。但会议地点的选择却远非理想：阿塞拜疆政权正试图利用这次会议来为其气候记录和日益压制性的政策“洗绿”。
在去年于迪拜举行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在另一个化石燃料生产国首都召开下届会议的决定一经宣布就遭到了广泛质疑。阿塞拜疆令人生疑的气候政策、对民间社会的攻击和治理不善状况都遭遇了批评，并因此危及到了峰会的可信度。
本月早些时候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发布了一段展现阿塞拜疆能源部副部长兼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席执行官埃尔努尔·索尔塔诺夫（Elnur Soltanov）为该国化石燃料利益代言并试图为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促成交易的视频，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提高能源效率或追求长期可持续性的承诺和能力的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公民运动和政治活动家未经审判就被拘留的状况凸显了政府对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长期无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其做法会很快改变。
尽管阿塞拜疆签署了多项气候协议并通过了关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国家计划，但它在实现其气候目标方面却进展甚微。由于缺乏可持续的长期政府计划，该国尚未制定国内净零排放目标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由于依赖化石燃料的阿塞拜疆经济一直未能实现多元化，再加上石油储备不断减少和僵化的垂直治理结构，该国其实无力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比如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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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评估国家能源政策和法规的2022年可持续能源检测指标（RISE）指数，阿塞拜疆的可再生能源在140个国家中位列第122，表明该国缺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监管框架和针对性政策。甚至连负责推进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监管机构也缺乏实施必要改革的独立性和权威。
由于国家集中控制、政策框架不完善以及执行不力，阿塞拜疆的清洁能源愿望仅停留在空谈阶段。事实上政府似乎更重视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化石燃料需求牟利而不是应对全球变暖。在今年4月的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上，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在演讲中宣称阿塞拜疆无意停止化石燃料生产，称其资源是“上天的恩赐”，并宣布了一系列增加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计划。阿利耶夫在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坚称化石燃料生产国“不应受到指责”。可见对于阿塞拜疆政府而言，举办本届大会与其说是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不如说是为了打造国家形象和洗绿。
虽然阿塞拜疆参与全球气候讨论是最近才有的事，但其糟糕的人权记录却由来已久。该国长达数十年的专制统治可以追溯到1993年上台的海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总统，他花了十年时间为一个王朝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到2003年阿利耶夫的儿子、现任总统伊尔哈姆上台时，阿塞拜疆刚刚起步的后苏联时期民主已经名存实亡。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内的国际观察员对2003年公然操纵的选举以及随后的每一次投票（包括今年2月举行、将阿利耶夫的统治又延长了七年的临时总统选举）都进行了谴责。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阿利耶夫进一步巩固了从他已故父亲那里继承的垂直权力结构，使公共政策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个人喜好和指令。2017年阿利耶夫改组内阁，任命其妻子梅赫里班·阿利耶娃（Mehriban Aliyeva）为该国首位副总统。他还安插了一批忠于他的“能力出众的技术官僚”以确保通过高级官员传达的指令得到执行。这些变化无疑未能解决阿塞拜疆的系统性治理缺陷，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指出这些缺陷包括“行政部门主导一切”、 猖獗的腐败、“抑制民间社会的压制性环境”以及一个基本不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该政权还经常借外部事件对民间社会实施定期打击，并使用包括严苛法律、人身恐吓、逮捕和勒索在内的一系列镇压手段。在过去20年间这些措施不断侵蚀民间空间，迫使剩下那些活动家和组织在持续的逮捕威胁下开展活动。
政府2013年对非政府组织、独立记者、民权倡导者和政治活动家的镇压既反映了阿塞拜疆民间社会无力对抗政府压迫，也加剧了这种无力感。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规定权利遭到了严重破坏。上一次受到制裁的反对派集会发生在2019年，而自那以后所有公开抗议活动都会被迅速、粗暴地驱散。
当世界领导人和政策者在巴库讨论气候行动时，数十名记者、专家、活动家和倡导者却因叛国、走私、欺诈和勒索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者们正在享受这个国家的热情款待，而该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敢于挑战政权的人——却往只能面临差得多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