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定东南亚气候议程

新加坡—高通胀、利率上升、货币贬值和能源价格波动，再加上经济放缓和大流行后的预算困境，将增加东盟与中日韩缩减缓解气候风险措施规模的压力。这种政策转变可能具有财政意义，但是错误的，可能对该地区产生严重影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动荡。

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对东盟与中日韩国家构成的风险可能对地区农业生产、水资源供应、能源安全、交通和基础设施、旅游业以及沿海资源产生深远影响。在过去的两年里，洪水、飓风、干旱、海平面上升和山体滑坡日益频发。缅甸、菲律宾、越南和泰国位列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十个国家之列，它们在 1999 年至 2018 年期间因天气相关灾害而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最多。

除了这些物理风险之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也有其自身的风险。首先，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行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管负担。该地区的大部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可能最终被留在地下，并被折价或完全注销。能源政策的转变也可能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例如，如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履行 2015 年巴黎协议承诺，价值 600 亿美元的燃煤电厂将在 15 年内而不是 40 年成为搁浅资产。

绿色转型很可能还会影响该地区其他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亚）煤矿的盈利能力。欧盟逐步淘汰棕榈油生物燃料以及鼓励使用无森林砍伐产品的措施可能会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储备变成搁浅资产。但尽管存在这些转型风险，但对于东盟经济体而言，无所作最终付出的代价更加高昂。

平心而论，东盟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气候风险。文莱实施了海岸保护结构。印度尼西亚推广红树林和耐气候作物品种。老挝开发了可持续的作物管理技术。马来西亚一直在追求适应气候的技术和有机农业。

但尽管有这些改进，但要实现东盟与中日韩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一些倡议可以支持地区措施：例如，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旨在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提高到地区能源供应的 23%， 2017 年为 14%。此外， 2021 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碳中和目标论坛列出了通过三方创新和技术合作实现净零排放的具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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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对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就平衡定价机制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进行了讨论。 2021 年 7 月，中国启动了国家排放交易系统（ETS），旨在成为帮助中国实现气候目标的“重要市场工具”。一年过去了，尽管仍在处理数据质量问题，但中国的ETS在覆盖排放量方面是世界之最，而且价格也在稳步上升。有人呼吁在地区范围内征收碳税，但鉴于税收制度的差异，这种想法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尽管如此，碳税可能仍将是未来几年东盟与中日韩讨论的重点。

促进可持续金融对于成功转型也至关重要，因为金融部门可以推动整个经济的转变。过去几年，亚洲许多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已实施，或已开始实施此类措施，但能力和资源仍然有限。

[这里插入图表]

在短期内，东盟与中日韩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指导企业和贷款人减少碳使用，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以此激励向低碳经济转型。此类措施将鼓励整个经济发生类似的转变，促使公司将气候风险价格定在其产品和服务中。

通过推广低碳政策和鼓励绿色金融，政策制定者可以推动新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刺激经济增长。此外，减少对以美元计价的化石燃料的依赖将使东盟与中日韩国家能够将政府收入从维持大量外汇储备转向国内政策。

为了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人口和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东盟与中日韩政策制定者必须实施有助于防止地区溢出、鼓励新产业和新技术出现的风险缓解政策。这样做也将提高能源安全。关闭太阳和风比炸毁天然气管道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