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奇怪和令人困扰之处是对谈判协商和解决问题的混淆。在2007年12月份在哥本哈根制定的时间表，我们本还有6个月的时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全球一致的协议。然而各国政府却都把心思放在了大规模谈判而非不遗余力地解决问题之上。每一个本应自问“该如何合作以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实来现共同目标”的国家，却反而在算计“该如何让自己承担最少而让其他国家做的更多？”
上述两个问题虽然都跟国家利益最大化有关，但却有着天渊之别。事实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但这反过来又涉及到相关技术的选择问题，虽然其中一些技术已经成熟，但还有一大部分仍有待发展。举例来说，如果那些燃煤发电厂希望自己能继续作为能源供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的话，那么就要应用捕获并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这个技术过程被称为“碳捕捉和封存”（简称CCS），但却还未经研究证明有效。
同样，我们需要公众对新一代的核电厂重新树立信心并安全可靠地监控其核反应堆的运作。我们还需要发展能够大规模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资源的新技术，甚至可以尝试开发生物燃料，只要不威胁到粮食供给和稀有环境资源就行了。
此外世界各国还需要利用“绿色建筑”和节能家用电器来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引进以混合动力，充电式混合动力，充电电池以及燃料电池等新技术驱动的汽车来取代那些传统内燃机汽车。
但实现电动汽车的更新换代就要求公共和私人部门通力合作，耗费10年时间来发展基础技术（如电池改良），架设更加强大的电网，建造为汽车充电的新基础设施以及更多其他方面的措施。同样，我们也将需要10年的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来进行燃煤发电厂捕捉二氧化碳技术的可行性研究。
而上述这些新技术的转换不仅涉及谈判协商，更涉及到工程，规划，融资和激励机制。试问全世界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开发，展示，然后推广这些新技术？当投资收益吸引不了私人投资者时，谁又应该为建造早期示范工程的数十亿美元买单？如何既维护私人部门研究发展这些技术的积极性，又确保能将技术成功转让给发展中国家？
这些问题都非常紧迫而尚未解决。然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却在关注一组截然不同的问题。谈判主要集中于哪些国家应该减排，减排多少，减排速度以及从哪一年开始。以致许多国家在还没有认真讨论该如何减排的情况下就已经承受着在2020年达到特定指标的重压。而很显然能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要取决于使用哪些低排放技术以及什么时候投入使用。
以美国为例，要想迅速减少碳排放量，美国需要在十年内将所有汽车逐渐替换为新的电力驱动车型。美国还要下决心改造并扩大其核电厂，并在公共用地上建造更多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厂。同时，美国还需要一个新电网将可再生能源从低人口密度地区——比如太阳能资源丰富的西南部沙漠和风能充沛的北部平原——传输到高人口密度的沿海地区。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全盘的国家计划，而不仅仅是一个减排的数字目标。
而中国跟美国一样，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电动汽车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也要考虑到自身经济是煤依赖型经济这一具体情况。因此中国的未来技术选择将取决于“清洁煤”技术是否有效应用并大规模推广，而整个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早期测试成果。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全球集思广益的办法就是首先讨论可资利用的最佳技术和经济选项，以及如何通过有针对性的研发和更好的经济激励措施来改进这些选项。而谈判协商将讨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选择范围——从“清洁煤”到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并拟定推广新一代低排放汽车的时间表，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竞争和政府资助这两项因素将决定上述技术推广的真实进度。
基于这些讨论模块，世界各国将讨论决定具体哪些国家将分担某种低排放技术的研发推广成本。而这一全球性框架将成为实现各国/全球减排目标以及监测技术革新进展的基础。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研究成功，那些减排目标也将变得更有说服力。当然，这个策略的其中一部分将是为低排放技术引入市场激励体制，以便让那些私人研究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新技术。
虽然笔者提出要在具体减排目标之外制定计划和战略的请求似乎有阻碍谈判进行之嫌，但如果没有跟目标相配套的具体策略的话，各国政府首先都不会接受这一目标，即便接受了，或许也没打算真正去实现它。
因此各国需要同心协力认真思考世界上真正可供选择的技术，然后以各种能源，运输，工业和建筑方面的可行和可持续技术为基础，最终构建一个能带领世界踏入新时代的全球性框架。
发自纽约——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奇怪和令人困扰之处是对谈判协商和解决问题的混淆。在2007年12月份在哥本哈根制定的时间表，我们本还有6个月的时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全球一致的协议。然而各国政府却都把心思放在了大规模谈判而非不遗余力地解决问题之上。每一个本应自问“该如何合作以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实来现共同目标”的国家，却反而在算计“该如何让自己承担最少而让其他国家做的更多？”
上述两个问题虽然都跟国家利益最大化有关，但却有着天渊之别。事实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但这反过来又涉及到相关技术的选择问题，虽然其中一些技术已经成熟，但还有一大部分仍有待发展。举例来说，如果那些燃煤发电厂希望自己能继续作为能源供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的话，那么就要应用捕获并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这个技术过程被称为“碳捕捉和封存”（简称CCS），但却还未经研究证明有效。
同样，我们需要公众对新一代的核电厂重新树立信心并安全可靠地监控其核反应堆的运作。我们还需要发展能够大规模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资源的新技术，甚至可以尝试开发生物燃料，只要不威胁到粮食供给和稀有环境资源就行了。
此外世界各国还需要利用“绿色建筑”和节能家用电器来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引进以混合动力，充电式混合动力，充电电池以及燃料电池等新技术驱动的汽车来取代那些传统内燃机汽车。
但实现电动汽车的更新换代就要求公共和私人部门通力合作，耗费10年时间来发展基础技术（如电池改良），架设更加强大的电网，建造为汽车充电的新基础设施以及更多其他方面的措施。同样，我们也将需要10年的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来进行燃煤发电厂捕捉二氧化碳技术的可行性研究。
而上述这些新技术的转换不仅涉及谈判协商，更涉及到工程，规划，融资和激励机制。试问全世界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开发，展示，然后推广这些新技术？当投资收益吸引不了私人投资者时，谁又应该为建造早期示范工程的数十亿美元买单？如何既维护私人部门研究发展这些技术的积极性，又确保能将技术成功转让给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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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非常紧迫而尚未解决。然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却在关注一组截然不同的问题。谈判主要集中于哪些国家应该减排，减排多少，减排速度以及从哪一年开始。以致许多国家在还没有认真讨论该如何减排的情况下就已经承受着在2020年达到特定指标的重压。而很显然能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要取决于使用哪些低排放技术以及什么时候投入使用。
以美国为例，要想迅速减少碳排放量，美国需要在十年内将所有汽车逐渐替换为新的电力驱动车型。美国还要下决心改造并扩大其核电厂，并在公共用地上建造更多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厂。同时，美国还需要一个新电网将可再生能源从低人口密度地区——比如太阳能资源丰富的西南部沙漠和风能充沛的北部平原——传输到高人口密度的沿海地区。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全盘的国家计划，而不仅仅是一个减排的数字目标。
而中国跟美国一样，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电动汽车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也要考虑到自身经济是煤依赖型经济这一具体情况。因此中国的未来技术选择将取决于“清洁煤”技术是否有效应用并大规模推广，而整个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早期测试成果。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全球集思广益的办法就是首先讨论可资利用的最佳技术和经济选项，以及如何通过有针对性的研发和更好的经济激励措施来改进这些选项。而谈判协商将讨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选择范围——从“清洁煤”到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并拟定推广新一代低排放汽车的时间表，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竞争和政府资助这两项因素将决定上述技术推广的真实进度。
基于这些讨论模块，世界各国将讨论决定具体哪些国家将分担某种低排放技术的研发推广成本。而这一全球性框架将成为实现各国/全球减排目标以及监测技术革新进展的基础。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研究成功，那些减排目标也将变得更有说服力。当然，这个策略的其中一部分将是为低排放技术引入市场激励体制，以便让那些私人研究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新技术。
虽然笔者提出要在具体减排目标之外制定计划和战略的请求似乎有阻碍谈判进行之嫌，但如果没有跟目标相配套的具体策略的话，各国政府首先都不会接受这一目标，即便接受了，或许也没打算真正去实现它。
因此各国需要同心协力认真思考世界上真正可供选择的技术，然后以各种能源，运输，工业和建筑方面的可行和可持续技术为基础，最终构建一个能带领世界踏入新时代的全球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