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哥本哈根——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讨论正越来越被某种思维所占据：它试图消灭那些“动机不纯”的想法，甚至还质疑民主辩论本身的价值。而这种关闭辩论之门的思维方式只能意味着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消亡。
在3月份时，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科学顾问，著名气候研究专家吉姆·汉森公开宣称，当面对全球变暖问题时“民主程序不管用”。因为虽然科学业已证明由矿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正令地球不断升温，政治家们却不愿听从汉森的建议并停建火电厂。
汉森认为“人们所要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利用民主程序。但最困扰所有人，包括他本人的，则是民主行动虽然影响了选举，但从政治领导人那得到的却只不过是假惺惺的表态。”尽管汉森没有告诉我们第二步或者第三步行动是什么，但他最近却出现在一个英国法庭上为6个破坏火电厂的环保分子出庭辩护，并宣称需要“更多人把自己捆绑在火电厂（来阻止其正常运行），”而这个观点也是戈尔所反复强调的。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在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之后，克鲁格曼说那些反对票都是无理取闹，还把那些投了反对票的议员都认定为触犯了“背叛地球罪”的“气候否定者”。
克鲁格曼说那些议员民主观点中的“不负责任和不道德”是“不可原谅的”和“背叛”。他因此指责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近半数众议员，认为他们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就是背叛——这种看法显然是从本质上否定了民主制度。
更多不那么有名的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建议对那些对全球变暖问题持有“不正确”想法的人来一场二战后纽伦堡式的审判或者被控以反人类罪。这个趋势显而易见，因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此之大——而民主制度对此却鲜有建树——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民主制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以此认为不该有人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议题上表达离经叛道的观点。
但上述看法不但耸人听闻，而且也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1940~19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其绝大部分行动就是被同样一种义愤填膺，且自以为正当的所谓使命感所推动——而正是这种使命感剥夺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那我们的境况会变得更好。
戈尔和其他人经常争辩说如果气候变化研究能证明二氧化碳排放是有害的，那么人们就该停止排放——而人们是有道义责任去这样做的。但这些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研究同样也证明超速驾车造成了大量伤亡，因此把限速指标下降到蜗牛那样就最好了。但没人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在车速所引致的伤亡和汽车带来的好处之间权衡利弊。
事实上，没人会闲着无聊去排放什么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其他行为的结果，而这些行为往往是有益的，比如燃煤取暖，烧油煮饭或者是消耗汽油用于交通运输。因此燃烧矿物燃料所带来的好处应该和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成本相权衡。
戈尔和汉森希望能推迟火电厂的建设，但却忽视了未来几年即将在中国和印度建成的数百座火电厂将帮助近十亿人脱离贫困。相比之下，用推迟的方式毁掉了这一成果显然得不偿失。
同样地，理性的人们可以对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进行不同的解读。即使我们把法案中大量公饱私囊的“政治分肥”忽略不计，并将法案可能允许美国在其生效的头十年内排放更多温室气体的分析放在一边，这一立法依然存在着许多根本性问题。
作为一个每年耗费上千亿美元的法案，它却对气候变化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这一法案的所有预期目标都得以实现的话，经济模型演算得出它将在本世纪末把温度降低0.11摄氏度（0.2华氏度）——这意味着减少了4%的暖化现象。
而假设那些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都参照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来制定自己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前景难料，且耗资巨大——在本世纪末全球温度也将仅仅下降0.22摄氏度（0.35华氏度）。况且全球气候的下降幅度需要数百年时间来测算，但人们为此所需支付的巨大成本却迫在眉睫。
照这样说，质疑这一法案的正当性是不是就是“背叛地球罪”？是不是质疑这个耗资巨大却在百年以内都得不到好处的政策就是背叛？是不是指出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所产生的贸易壁垒将最终令全球付出比气候变化多十倍的成本就是蛮不讲理？
由此可见，当今那些针对效率极低且耗资巨大的气候政策的关注言论，只能显示出某些人判断力的低劣。但我永远不会试图去压制对这些事务的讨论——不管对方是戈尔，汉森还是克鲁格曼。每一位参与这场讨论的人都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建构和获取好的论据，而不是去告诉别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而那些试图压制讨论的做法，根本就是对理性的背叛。
发自哥本哈根——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讨论正越来越被某种思维所占据：它试图消灭那些“动机不纯”的想法，甚至还质疑民主辩论本身的价值。而这种关闭辩论之门的思维方式只能意味着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消亡。
在3月份时，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科学顾问，著名气候研究专家吉姆·汉森公开宣称，当面对全球变暖问题时“民主程序不管用”。因为虽然科学业已证明由矿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正令地球不断升温，政治家们却不愿听从汉森的建议并停建火电厂。
汉森认为“人们所要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利用民主程序。但最困扰所有人，包括他本人的，则是民主行动虽然影响了选举，但从政治领导人那得到的却只不过是假惺惺的表态。”尽管汉森没有告诉我们第二步或者第三步行动是什么，但他最近却出现在一个英国法庭上为6个破坏火电厂的环保分子出庭辩护，并宣称需要“更多人把自己捆绑在火电厂（来阻止其正常运行），”而这个观点也是戈尔所反复强调的。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在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之后，克鲁格曼说那些反对票都是无理取闹，还把那些投了反对票的议员都认定为触犯了“背叛地球罪”的“气候否定者”。
克鲁格曼说那些议员民主观点中的“不负责任和不道德”是“不可原谅的”和“背叛”。他因此指责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近半数众议员，认为他们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就是背叛——这种看法显然是从本质上否定了民主制度。
更多不那么有名的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建议对那些对全球变暖问题持有“不正确”想法的人来一场二战后纽伦堡式的审判或者被控以反人类罪。这个趋势显而易见，因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此之大——而民主制度对此却鲜有建树——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民主制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以此认为不该有人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议题上表达离经叛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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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看法不但耸人听闻，而且也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1940~19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其绝大部分行动就是被同样一种义愤填膺，且自以为正当的所谓使命感所推动——而正是这种使命感剥夺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那我们的境况会变得更好。
戈尔和其他人经常争辩说如果气候变化研究能证明二氧化碳排放是有害的，那么人们就该停止排放——而人们是有道义责任去这样做的。但这些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研究同样也证明超速驾车造成了大量伤亡，因此把限速指标下降到蜗牛那样就最好了。但没人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在车速所引致的伤亡和汽车带来的好处之间权衡利弊。
事实上，没人会闲着无聊去排放什么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其他行为的结果，而这些行为往往是有益的，比如燃煤取暖，烧油煮饭或者是消耗汽油用于交通运输。因此燃烧矿物燃料所带来的好处应该和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成本相权衡。
戈尔和汉森希望能推迟火电厂的建设，但却忽视了未来几年即将在中国和印度建成的数百座火电厂将帮助近十亿人脱离贫困。相比之下，用推迟的方式毁掉了这一成果显然得不偿失。
同样地，理性的人们可以对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进行不同的解读。即使我们把法案中大量公饱私囊的“政治分肥”忽略不计，并将法案可能允许美国在其生效的头十年内排放更多温室气体的分析放在一边，这一立法依然存在着许多根本性问题。
作为一个每年耗费上千亿美元的法案，它却对气候变化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这一法案的所有预期目标都得以实现的话，经济模型演算得出它将在本世纪末把温度降低0.11摄氏度（0.2华氏度）——这意味着减少了4%的暖化现象。
而假设那些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都参照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来制定自己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前景难料，且耗资巨大——在本世纪末全球温度也将仅仅下降0.22摄氏度（0.35华氏度）。况且全球气候的下降幅度需要数百年时间来测算，但人们为此所需支付的巨大成本却迫在眉睫。
照这样说，质疑这一法案的正当性是不是就是“背叛地球罪”？是不是质疑这个耗资巨大却在百年以内都得不到好处的政策就是背叛？是不是指出华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法案所产生的贸易壁垒将最终令全球付出比气候变化多十倍的成本就是蛮不讲理？
由此可见，当今那些针对效率极低且耗资巨大的气候政策的关注言论，只能显示出某些人判断力的低劣。但我永远不会试图去压制对这些事务的讨论——不管对方是戈尔，汉森还是克鲁格曼。每一位参与这场讨论的人都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建构和获取好的论据，而不是去告诉别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而那些试图压制讨论的做法，根本就是对理性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