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的离奇死亡

有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个国家必须生活在不同的族群里，不应该彼此感兴趣，也不应该彼此批评。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诚然，考虑得更周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从未想象过一个文化族群能够或应该取代政治族群。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就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公民都遵循单一的价值层次。

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理想和国外的文化相对主义遥相呼应，尤其在1970和1980年代更是如此。这在悄然不觉中还演进成为一种形式的道德种族主义，其观点是白种的欧洲人配得上自由民主但其他不同文化的民族则必须等待自由民主。非洲的独裁者可能做出天怒人怨的事，但他们却没有遭到众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谴责，因为批评意味着文化傲慢。

我的出生地荷兰可能是在多元文化主义方面争论最为激烈的国家。两年半以前电影人Theo von Gogh被伊斯兰刺客谋杀的事件引发了关于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宽容文化和作为寻求避难者天堂的深刻辩论。

早在在1960和1970年代穆斯林客籍劳工到来之前，荷兰社会就已具备“多元文化”感了。其具体表现是社会组织架构中的清教、天主教、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等几大“支柱”。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电视台、报纸和政党。当来自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客籍劳工成为实际上的移民，他们中的有些人就牵头创立另一个穆斯林支柱。

但当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提出这个建议时，荷兰社会正经历着巨变。随着世俗化成为主流，传统的支柱就开始坍塌了。

另外，有些人开始对穆斯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些人成长于极度宗教的家庭之中，并在1960和1970年代转变成为极左分子。从将自己定义为反殖民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的领军派—他们转变成为针对穆斯林正统派的所谓启蒙价值观的竭力捍卫者。这些人害怕宗教卷土重来；担心他们感同身受的清教或天主教的压迫可能会被同样具有压迫性的穆斯林行为准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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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背离并不是阻碍荷兰社会出现一个“伊斯兰”支柱的原因。这一理念的主要问题是来自土耳其、摩洛哥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的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而有的却非常世俗，并且他们也明显地彼此仇视。这两种人决不会在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支柱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无论如何，现在要建立这样一个支柱已为时太晚。在早前的支柱已经坍塌的情况下，新支柱的出现会带来一种新的情况：日益一体化的多数派会与少数派进行谈判，而又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孤立。

不管欧洲人喜不喜欢，穆斯林是欧洲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宗教，所以欧洲人必须学会与他们以及与伊斯兰教共处。当然，如果穆斯林们能够相信这一体系是对他们有益的，那么事情就会容易一些。自由民主和伊斯兰教是可以和解的。印度尼西亚现在从独裁到民主的政治转型，虽然没有大获成功，但也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就算欧洲的穆斯林都是伊斯兰主义者—这当然与现实不符—他们也不能威胁到欧洲大陆的主权，同理，也威胁不到欧洲的法律和启蒙价值观。当然，伊斯兰教对于某些群体具有吸引力。出生在欧洲的移民子女，感觉到他们没有被成长于其中的国家完全接受，但对父母的祖国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伊斯兰教除了解答他们为何生活得不快乐的问题，还能给予他们一种自我价值感和一项可以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

最终唯一真正能够破坏欧洲价值观的，就是欧洲对其非穆斯林多数的反应。对伊斯兰教和移民的恐惧可能导致非自由化法律的出台。通过教条的方式保卫启蒙价值观的欧洲人恰恰会是葬送它们的人。

我们禁止出于宗教原因对人实施暴力和侮辱的法律已经足够。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比如反冒秽法或那些让否认大屠杀的行为受到惩罚的法律—就矫枉过正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言词谨慎。我们应该仔细区分不同的伊斯兰教派，不要将暴力的革命运动和一般的宗教正统混为一谈。仅仅由于其宗教信仰而侮辱穆斯林是愚蠢的，结果也会适得其反，正如同现今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观点人认为我们必须大力宣扬“我们的文化”的优越性。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破坏了怀疑的精神，即质疑包括自己观点在内的所有观点的精神，而这才是启蒙的根本特点。

现在的麻烦是启蒙价值观有时以非常教条主义的方式被用来针对穆斯林。它们实际上成为了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的价值观”被放在“他们的价值观”的对立面。捍卫启蒙价值观的原因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良好的理念之上，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如此这般地混淆文化与政治就是和多元文化主义者一样陷入同一个陷阱。

而且这样做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不断激怒欧洲的穆斯林，那么就会推动更多的人加入伊斯兰革命。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鼓励欧洲的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