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6日-8日苏格兰八国峰会即将召开的前期，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呼吁国际社会确立正确的全球优先解决的问题，他毫不含糊地声称这应当是非洲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布莱尔要求我们确定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对的。但是他的选择也许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应该接受他的挑战，我们也应该把优先解决问题确定正确。
政治领导人很少信奉明确的优先权，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看起来能够向每个人提供所有东西。他们必须采取官僚的方式工作，自然，也就不愿意先努力，以免他们没有成为第一名。每当我们给出优先权的时候，我们说的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在哪些（好的）方面做得更多，也应该指出在哪些（有争议的）方面我们不必再追加努力。
但是不谈论优先权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给予优先权。相反，选择只是变得更含糊、更欠民主、更缺效率。拒绝给予优先权、却只处理曝光最多的问题是错误的。想象一下一个在终日超负荷运转的医院内工作的医生们拒绝将伤员们分类，只在病人刚到的时候照顾一下他们，快速地检查一下那些家属会大惊小怪的病人。拒绝给予优先权是不公的、浪费资源且付出生命代价的。
因此，什么应该是我们全球首需解决的呢？许多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在去年的“哥本哈根共识”中的一个开创性方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由八位经济学家组成、包括三名诺贝尔获奖者的“梦之队”，面对着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全世界拥有，比如说，500亿美元去做好事，这笔钱的最佳用处在哪里呢？
优先权最终落到了预防HIV/AID艾滋病问题上。全球的预防艾滋病计划将花费270亿美元，但是却有巨大的潜在社会利益：这项计划将在2010年之前避免2,800万多的新HIV/AIDS艾滋病病例。这使它成为全世界所能做出的最佳投资，其所收获的社会利益是花费的40倍。
同样地，提供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饮食所缺乏的微量营养素将减少由于缺乏铁、碘和维他命A所引起的疾病，这些疾病花费尤为巨大。只要我们找到政治意愿，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建立自由贸易，每年能获利高达24,000亿美元。消灭疟疾将至少获得所需花费五倍以上的利益。蚊帐和有效的药物治疗将花费130亿美元，却能将疟疾的发病率减少一半。
问题列表继续将焦点放在能够解决粮食生产和解决饥荒的农业技术以及增加洁净饮用水的供给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技术上。考虑到这些问题在非洲最为尖锐，布莱尔的优先解决问题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但是“哥本哈根共识”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还有不该做什么——至少此时此刻不该做什么。专家们把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措施排在“该做”清单的最末处。事实上，专家小组把这些冒险之举——包括京都议定书——称为“糟糕的计划”因为它们的成本高于受益。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忽视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无可置疑。但是成本颇高（约1,500亿美元）的京都议定书的条约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不同（将气温升高从2100年推迟到2106年）。考虑到稀有资源，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要现在做许多好事还是以后再做一点好事？我们需要问问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不同的投资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问题提出了当下十分紧迫的优先化问题，而不是暗示着不干涉政策。在最近的飓风灾难中，为什么海地死了数千人而佛罗里达却安然无恙？因为海地人十分贫穷，无法采取预防措施。为了打破贫穷循环，解决最刻不容缓的疾病、饥饿以及水污染问题不仅仅有显而易见的益处，也会使人们不再那么易受伤害。
八国峰会已经将全球优先解决问题放上议程。现在是确定对首需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占这个世界大部分人口的贫困人口急需解决的问题并非气候变化。他们的问题更为基本：不要死于那些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不要因为缺乏某种普通的微量元素而营养不良；不要因为没有自由贸易而被全球经济的种种机会拒之门外。
我们可以通过分发安全套和改进健康教育来预防HIV艾滋病。我们可以就通过发送维他命补充品来防止成千上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这些并不是太空时代的技术，而是世界所需要的必备物资。
首先做最好的事情将是对这个星球未来的一项伟大投资。如果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解决世界最严峻的挑战，我们就可以把确定正确的优先权归功于我们自己。
在7月6日-8日苏格兰八国峰会即将召开的前期，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呼吁国际社会确立正确的全球优先解决的问题，他毫不含糊地声称这应当是非洲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布莱尔要求我们确定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对的。但是他的选择也许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应该接受他的挑战，我们也应该把优先解决问题确定正确。
政治领导人很少信奉明确的优先权，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看起来能够向每个人提供所有东西。他们必须采取官僚的方式工作，自然，也就不愿意先努力，以免他们没有成为第一名。每当我们给出优先权的时候，我们说的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在哪些（好的）方面做得更多，也应该指出在哪些（有争议的）方面我们不必再追加努力。
但是不谈论优先权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给予优先权。相反，选择只是变得更含糊、更欠民主、更缺效率。拒绝给予优先权、却只处理曝光最多的问题是错误的。想象一下一个在终日超负荷运转的医院内工作的医生们拒绝将伤员们分类，只在病人刚到的时候照顾一下他们，快速地检查一下那些家属会大惊小怪的病人。拒绝给予优先权是不公的、浪费资源且付出生命代价的。
因此，什么应该是我们全球首需解决的呢？许多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在去年的“哥本哈根共识”中的一个开创性方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由八位经济学家组成、包括三名诺贝尔获奖者的“梦之队”，面对着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全世界拥有，比如说，500亿美元去做好事，这笔钱的最佳用处在哪里呢？
优先权最终落到了预防HIV/AID艾滋病问题上。全球的预防艾滋病计划将花费270亿美元，但是却有巨大的潜在社会利益：这项计划将在2010年之前避免2,800万多的新HIV/AIDS艾滋病病例。这使它成为全世界所能做出的最佳投资，其所收获的社会利益是花费的40倍。
同样地，提供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饮食所缺乏的微量营养素将减少由于缺乏铁、碘和维他命A所引起的疾病，这些疾病花费尤为巨大。只要我们找到政治意愿，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建立自由贸易，每年能获利高达24,000亿美元。消灭疟疾将至少获得所需花费五倍以上的利益。蚊帐和有效的药物治疗将花费130亿美元，却能将疟疾的发病率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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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列表继续将焦点放在能够解决粮食生产和解决饥荒的农业技术以及增加洁净饮用水的供给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技术上。考虑到这些问题在非洲最为尖锐，布莱尔的优先解决问题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但是“哥本哈根共识”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还有不该做什么——至少此时此刻不该做什么。专家们把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措施排在“该做”清单的最末处。事实上，专家小组把这些冒险之举——包括京都议定书——称为“糟糕的计划”因为它们的成本高于受益。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忽视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无可置疑。但是成本颇高（约1,500亿美元）的京都议定书的条约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不同（将气温升高从2100年推迟到2106年）。考虑到稀有资源，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要现在做许多好事还是以后再做一点好事？我们需要问问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不同的投资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问题提出了当下十分紧迫的优先化问题，而不是暗示着不干涉政策。在最近的飓风灾难中，为什么海地死了数千人而佛罗里达却安然无恙？因为海地人十分贫穷，无法采取预防措施。为了打破贫穷循环，解决最刻不容缓的疾病、饥饿以及水污染问题不仅仅有显而易见的益处，也会使人们不再那么易受伤害。
八国峰会已经将全球优先解决问题放上议程。现在是确定对首需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占这个世界大部分人口的贫困人口急需解决的问题并非气候变化。他们的问题更为基本：不要死于那些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不要因为缺乏某种普通的微量元素而营养不良；不要因为没有自由贸易而被全球经济的种种机会拒之门外。
我们可以通过分发安全套和改进健康教育来预防HIV艾滋病。我们可以就通过发送维他命补充品来防止成千上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这些并不是太空时代的技术，而是世界所需要的必备物资。
首先做最好的事情将是对这个星球未来的一项伟大投资。如果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解决世界最严峻的挑战，我们就可以把确定正确的优先权归功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