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亚洲竞赛的菲律宾

发自马尼拉——1980年，我父亲在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牢狱迫害之下心脏病发，前往美国接受搭桥手术。当时独裁政府还口是心非地许诺给予我父亲缓刑。政府操纵下的法庭早已判决要枪毙我父亲，但他仍然拒绝屈服，因为在他心中“为菲律宾人民而死，死得其所”。

3年后父亲归国，不为求死，而是为陷入低谷的反独裁运动注入新生。父亲刚抵达马尼拉机场便遭行刺，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他为其事业献身的最有力证明。

1986年，我国民众用自己的信念和平抵抗了马克斯的坦克。马克斯流亡，民主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回到了菲律宾。

而后来成为了菲律宾总统的我母亲也一直怀着一个理念：只有不懈推行民主，才能保卫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争取回来的民主制度。

2009年我母亲逝世，人民再次涌上街头送她最后一程。而他们展现的团结一致也成为了我参加2010年总统大选的动力。在投票中，我的支持者给予我的庄严委托就是要让民主成为消除腐败和贫困的手段。

我的政府致力于将菲律宾从一个好人遭殃的国度向一个坏人受罚的国家转变。我们的目标是不论谁当政，都能让人民享有法治。人民期望我的同僚们能够通过持续改革——提高执政能力，透明度和责任感——来展现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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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国家食品管理局这家以确保大米供应的国营机构开始着手。 从1972年到2000年间，NFA负债达129亿比索（约2.9亿美元）。我的前任在就职当年就把债务推高到180亿比索。在此后的8年半时间里，她领导的政府进口了过多的大米，致使她下台时债务总额累积到了1770亿比索。

在转变过去那种非理性进口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把精力放在激活郊区灌溉系统上，提高了旱季第一季稻的收成。因此今年政府进口的大米数量将比2010年减少64%。

我父亲曾教导我，最重要的自由是免于饥饿的自由。没有食物的安全，其他一切的社会流动都无从谈起。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仿效巴西“Bolsa Familia”制度，开展有条件向国民进行现金转移支付的“Pantawid Pamilya”项目

此外我们还向合资格的贫困家庭提供资金援助，确保孕妇和儿童能够得到疾病防治，适龄儿童能够上学。这个项目已资助了约230万个贫困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实现社会流动的另一渠道。

支持这些项目的可用资源主要依靠裁撤多余项目和根除政府腐败。而政府中腐败渎职风气泛滥的机构之一就是公共工程和高速公路部门。通过推进招投标工作的公开，竞争和透明，去年该部门从全国3692个项目中节省了25亿比索。到今年底，我们期望可以节省60-70亿比索的资金，并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其他更为紧急的发展项目上。

为了推进财务透明化，我们的财政部创建了一个名为 “人民财富”（Pera ng Bayan）的网站。人们可以通过该网站上匿名举报税务欺诈，走私以及其他官员不正当行为。同时，政府鼓励各级官员检查自身生活方式并公开财产和债务，以确保其财产和收入相一致。

这些举措都取得了有效的成果，目前已经发现了涉及多个群体或个人的67宗税务欺诈和43宗走私行为，涉案总额分别达到260多亿比索和580多亿比索。

不过，在公共支出的效率和诚实性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尽管欧洲，美国和日本目前都面临困境，但我们必须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我们的经济外交有三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确保出口并吸引更多的旅客前来参观旅游。

其二则是关注保护1000多万菲律宾籍海外劳工的福利。而吸引投资，在国内创造就业和缓解贫困是确保国人不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的最好方法。

虽然菲律宾的国外投资一直都保持着净流入的态势，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我们拥有紧随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商业流程外包行业，在2010年创造了89亿美元利润并预计2011年能达到110亿美元。造船产业也达到了全球第四的水平。

我们稳健的财政管理得到了全球的认可，在我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全球主要评级机构都上调了菲律宾的主权评级。同时，世界经济论坛在最近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报告中把我们排在了第75位——比去年上升了10位，这也是自菲律宾参加调查以来最高的排名。

虽然菲律宾在新政府管理团队的领导下重新向商业世界开放还不到一年时间，而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也必将变得日益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