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富有国家一直在谈论限制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是，尽管人们焦急地发表长篇大论，石油供应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而能源安全则更为复杂。尽管政坛人物们不断呼吁能源自给自足，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过去30年中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加了一倍。进口石油已经占到其石油需求的将近三分之二。
威胁切断石油供应来改变某国的外交政策由来已久，特别是涉及中东问题之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1967年战争的时候呼吁实行禁运，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因此效果不大。
但是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的时候，由于美国对进口石油不断增加的需求，阿拉伯的石油禁运产生了更大的效果。这一禁运提高了物价，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它还表明，石油是一种可替代商品。尽管禁运针对的是美国和荷兰，但是市场的力量在消费者之中调配着石油。从长期而言，所有的消费国家都遭受供应短缺和相同的价格冲击。石油禁运到头来是一把钝刀，既打击了目标国家，也伤害了其他许多人。
石油价格冲击之后，能源安全政策包含了四个主要部分。政府通过解除能源价格管制允许市场来鼓励节能和寻找新的供应源。此外，各国政府采取了补贴和法规来鼓励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某些国家政府开始在战略石油储备地储存石油，这些储备可以在危机的时候被利用一小段时间。富有国家还帮助建立了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这一机构协调消费国家的政策(包括战略储备)。
这样的政策不无道理。但是，在应付旷日持久的供应中断方面，这些政策可能还是不够。世界并非会没油了，而是三分之二的石油储备是在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波斯湾地区。
美国只从波斯湾进口其一小部分石油。其最大的供应方是政局稳定的邻国加拿大。但是1973年的教训就是，波斯湾石油供应中断将会太高价格，破坏富国和穷国的经济，而无论其自身的供应有多么的可靠。
但是，在过去几年中，能源安全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中一个就是亚洲快速增长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能源需求大幅增加。
中国好像相信它可以通过与类似苏丹那样糟糕的国家锁定石油合同来确保其石油进口。但是，这一短视的重商主义手段在像达尔富尔那样的问题上造成外交问题，而且，这也并不在供应中断的时候可以切实确保提供给中国的供应。更好的办法是把中国(以及印度) 带入国际能源机构之中，并且鼓励中国正常地参与世界市场。
能源安全问题的另一个新形势是高油价和储备增加使得实力向能源生产国转移的方式。国营公司现在所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远远超过传统的私营能源公司。这些公司过去被称作七姐妹。像俄国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中德许多国营公司并不仅仅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而且还在利用它们新近发现的定价力量来用于政治目的。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让能源安全问题复杂化了。正当科学日益清楚之际，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是全球和各国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
海平面升高、非洲的干旱以及日益剧烈的风暴都构成一种新的威胁，必须严肃对待。所以，应付能源安全的措施必须要比供应方更加处理需求方。
某些立法者喜欢类似将煤炭转化为液体、增加安全供应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要比进口石油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清洁煤炭和回收二氧化碳的技术没有完善之前应当避免这些措施。在另一方面，通过改进能源效力和节能措施减少需求对于供应国和全球气候而言都是有益的。
但是，除非其他国家也提高其能源效力，否则，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样做是不够的。中国和印度可以通过利用其巨大的煤炭来源来寻求供应安全，但是，除非它们可以得到改进的煤炭技术，否则，它们带给大气的负担将会是巨大的。
今年，中国将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超越美国。它每周几乎都兴建两个新的火力发电厂。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能源安全不能再简单地概括为更大的能源自足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找到应对能源相互依赖的更好方式。
三十年来，富有国家一直在谈论限制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是，尽管人们焦急地发表长篇大论，石油供应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而能源安全则更为复杂。尽管政坛人物们不断呼吁能源自给自足，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过去30年中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加了一倍。进口石油已经占到其石油需求的将近三分之二。
威胁切断石油供应来改变某国的外交政策由来已久，特别是涉及中东问题之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1967年战争的时候呼吁实行禁运，但是由于美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因此效果不大。
但是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的时候，由于美国对进口石油不断增加的需求，阿拉伯的石油禁运产生了更大的效果。这一禁运提高了物价，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它还表明，石油是一种可替代商品。尽管禁运针对的是美国和荷兰，但是市场的力量在消费者之中调配着石油。从长期而言，所有的消费国家都遭受供应短缺和相同的价格冲击。石油禁运到头来是一把钝刀，既打击了目标国家，也伤害了其他许多人。
石油价格冲击之后，能源安全政策包含了四个主要部分。政府通过解除能源价格管制允许市场来鼓励节能和寻找新的供应源。此外，各国政府采取了补贴和法规来鼓励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某些国家政府开始在战略石油储备地储存石油，这些储备可以在危机的时候被利用一小段时间。富有国家还帮助建立了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这一机构协调消费国家的政策(包括战略储备)。
这样的政策不无道理。但是，在应付旷日持久的供应中断方面，这些政策可能还是不够。世界并非会没油了，而是三分之二的石油储备是在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波斯湾地区。
美国只从波斯湾进口其一小部分石油。其最大的供应方是政局稳定的邻国加拿大。但是1973年的教训就是，波斯湾石油供应中断将会太高价格，破坏富国和穷国的经济，而无论其自身的供应有多么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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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几年中，能源安全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中一个就是亚洲快速增长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能源需求大幅增加。
中国好像相信它可以通过与类似苏丹那样糟糕的国家锁定石油合同来确保其石油进口。但是，这一短视的重商主义手段在像达尔富尔那样的问题上造成外交问题，而且，这也并不在供应中断的时候可以切实确保提供给中国的供应。更好的办法是把中国(以及印度) 带入国际能源机构之中，并且鼓励中国正常地参与世界市场。
能源安全问题的另一个新形势是高油价和储备增加使得实力向能源生产国转移的方式。国营公司现在所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远远超过传统的私营能源公司。这些公司过去被称作七姐妹。像俄国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中德许多国营公司并不仅仅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而且还在利用它们新近发现的定价力量来用于政治目的。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让能源安全问题复杂化了。正当科学日益清楚之际，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是全球和各国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
海平面升高、非洲的干旱以及日益剧烈的风暴都构成一种新的威胁，必须严肃对待。所以，应付能源安全的措施必须要比供应方更加处理需求方。
某些立法者喜欢类似将煤炭转化为液体、增加安全供应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要比进口石油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清洁煤炭和回收二氧化碳的技术没有完善之前应当避免这些措施。在另一方面，通过改进能源效力和节能措施减少需求对于供应国和全球气候而言都是有益的。
但是，除非其他国家也提高其能源效力，否则，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样做是不够的。中国和印度可以通过利用其巨大的煤炭来源来寻求供应安全，但是，除非它们可以得到改进的煤炭技术，否则，它们带给大气的负担将会是巨大的。
今年，中国将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超越美国。它每周几乎都兴建两个新的火力发电厂。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能源安全不能再简单地概括为更大的能源自足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找到应对能源相互依赖的更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