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在多年避免明确提及气候变化的主因后，去年在迪拜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8）的谈判代表终于达成了一项呼吁“从化石燃料转型”的协议。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却迫在眉睫，那就是如何为气候转型出资。正如联合国气候事务负责人西蒙·斯蒂尔最近所看到的那样，“金融显而易见地成为决定世界气候斗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气候融资将成为今年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9）和定于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气候变化会议（COP30）所探讨的唯一最重要议题。尽管不久前曾承诺为新的“损失及损害”基金出资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目前的资金状况仍远远达不到预期。欧盟估计为在截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从2013年起它就必须每年进行1.5万亿欧元（合1.63万亿美元）的投资，而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在内）预计到2030年每年均需投资美元2.4万亿。仅巴西一国要想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就必须额外筹措2，000亿美元 。
资金问题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后疫情期的缓慢增长及紧缩的货币条件意味着，即便富裕国家的财政空间也非常有限。尽管需要更多私人资本，但由于为绿色项目借款时所面临的巨额溢价，私人资本在中低收入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将十分有限。
必须执行大胆的新政策来调动公共资金，而且，有充分理由对碳密集活动和极端财富征收累进税。这两者都将带来收入，并同时将“同质但又差异化的责任”原则推广到行业和个人。
各国以可靠方式大规模筹集资金从而致力于长期支出和投资计划的标准工具是税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的可预测性比优惠融资更为实用。此外，新增税收可以为各国释放额外资源用于气候相关投资，使其不必在现有预算内重新分配稀缺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征收0.1%的金融交易税每年可以投资4，180亿美元，而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美元的相对温和的排放税可以每年筹集2，100万美元的收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二氧化碳排放和化石燃料开采征税，此举既可作为气候融资来源，同时也可通过确保污染者付费来形成激励政策。上述税收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将协助高收入国家（即历史上的主要排放源）履行其对更贫困、脆弱国家的道德义务。就目前情况看，富裕国家需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比目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高出一个数量级的财政援助。
污染税征收将有助于纠正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即使在那些人均历史排放量相对较低的经济体中，多数人口的排放量与最高排放者也差异巨大。经济学家卢卡斯·尚塞尔发现，国家内部的“碳不平等”反映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甚至比国家间更为严重。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从全球范围看， 最富有1%的排放量相当于最贫困的66%的总和。
普通民众不会忘记这种不公正。事实上，它对我们建立并维护有效气候政策共识所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确保那些财富最多、排放量也最高的人缴纳公平的税收份额将非常有助于说服公众相信“公平过渡”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
尽管上述税收的理论依据非常充分，但事实证明，其通过和征收过程很有难度。资本、人口（尤其是富人）和排放均可轻松跨境流动，从而破坏国家或地区税收制度的有效性。尽管跨境税收合作从来都并非轻而易举，但签署国际协议将促使各国更多影响自身资源，并允许其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多边主义与所有国家的利益相符。
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反对征税的政治禁忌正在削弱。各方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明确呼吁，“加快建立包括税收在内的全新创新资金源头。”去年11月，联合国成员国通过决议，制定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从而为以更公平的方式制定全球规则铺平了道路。
现在，以巴西为首的20国集团正在考虑对目前实际税率远低于其他群体的全球3，000名亿万富翁征缴全球最低税收。据欧盟税务观察站估计，如果协调得当，对其财富征收2%的年度税即可实现每年筹资2，500亿美元的目标。
借助上述势头，多元化国家集团已成立了新的国际税收工作组。在肯尼亚、巴巴多斯和法国领导人的联合主持下，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为资助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探索能够筹集相当于全球GDP至少0.1%的税收政策。为所有国家提供单一的解决方案并非重点，而是借鉴各种各样的专家观点及角度，对许多看似合理选项的政治和技术障碍进行评估。
除化石燃料开采和金融交易外，还存在包括航空和航运税收在内的许多其他选择。工作组将努力增进我们对如何公平运用此类税收的理解，或许为就特定政策达成协议铺平道路。
加速公正过度的有力杠杆可以是公平税收。通过提供全新实证研究成果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新工作组可以协助人们释放相关资源，化解气候危机的核心不公正。减轻贫穷民众和国家的负担并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完成这项不能没有他们参与的过渡。
巴黎——在多年避免明确提及气候变化的主因后，去年在迪拜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8）的谈判代表终于达成了一项呼吁“从化石燃料转型”的协议。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却迫在眉睫，那就是如何为气候转型出资。正如联合国气候事务负责人西蒙·斯蒂尔最近所看到的那样，“金融显而易见地成为决定世界气候斗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气候融资将成为今年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9）和定于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气候变化会议（COP30）所探讨的唯一最重要议题。尽管不久前曾承诺为新的“损失及损害”基金出资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目前的资金状况仍远远达不到预期。欧盟估计为在截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从2013年起它就必须每年进行1.5万亿欧元（合1.63万亿美元）的投资，而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在内）预计到2030年每年均需投资美元2.4万亿。仅巴西一国要想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就必须额外筹措2，000亿美元 。
资金问题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后疫情期的缓慢增长及紧缩的货币条件意味着，即便富裕国家的财政空间也非常有限。尽管需要更多私人资本，但由于为绿色项目借款时所面临的巨额溢价，私人资本在中低收入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将十分有限。
必须执行大胆的新政策来调动公共资金，而且，有充分理由对碳密集活动和极端财富征收累进税。这两者都将带来收入，并同时将“同质但又差异化的责任”原则推广到行业和个人。
各国以可靠方式大规模筹集资金从而致力于长期支出和投资计划的标准工具是税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税收的可预测性比优惠融资更为实用。此外，新增税收可以为各国释放额外资源用于气候相关投资，使其不必在现有预算内重新分配稀缺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征收0.1%的金融交易税每年可以投资4，180亿美元，而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美元的相对温和的排放税可以每年筹集2，100万美元的收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对二氧化碳排放和化石燃料开采征税，此举既可作为气候融资来源，同时也可通过确保污染者付费来形成激励政策。上述税收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将协助高收入国家（即历史上的主要排放源）履行其对更贫困、脆弱国家的道德义务。就目前情况看，富裕国家需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比目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高出一个数量级的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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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税征收将有助于纠正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即使在那些人均历史排放量相对较低的经济体中，多数人口的排放量与最高排放者也差异巨大。经济学家卢卡斯·尚塞尔发现，国家内部的“碳不平等”反映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甚至比国家间更为严重。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从全球范围看， 最富有1%的排放量相当于最贫困的66%的总和。
普通民众不会忘记这种不公正。事实上，它对我们建立并维护有效气候政策共识所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确保那些财富最多、排放量也最高的人缴纳公平的税收份额将非常有助于说服公众相信“公平过渡”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
尽管上述税收的理论依据非常充分，但事实证明，其通过和征收过程很有难度。资本、人口（尤其是富人）和排放均可轻松跨境流动，从而破坏国家或地区税收制度的有效性。尽管跨境税收合作从来都并非轻而易举，但签署国际协议将促使各国更多影响自身资源，并允许其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多边主义与所有国家的利益相符。
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反对征税的政治禁忌正在削弱。各方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明确呼吁，“加快建立包括税收在内的全新创新资金源头。”去年11月，联合国成员国通过决议，制定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从而为以更公平的方式制定全球规则铺平了道路。
现在，以巴西为首的20国集团正在考虑对目前实际税率远低于其他群体的全球3，000名亿万富翁征缴全球最低税收。据欧盟税务观察站估计，如果协调得当，对其财富征收2%的年度税即可实现每年筹资2，500亿美元的目标。
借助上述势头，多元化国家集团已成立了新的国际税收工作组。在肯尼亚、巴巴多斯和法国领导人的联合主持下，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为资助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探索能够筹集相当于全球GDP至少0.1%的税收政策。为所有国家提供单一的解决方案并非重点，而是借鉴各种各样的专家观点及角度，对许多看似合理选项的政治和技术障碍进行评估。
除化石燃料开采和金融交易外，还存在包括航空和航运税收在内的许多其他选择。工作组将努力增进我们对如何公平运用此类税收的理解，或许为就特定政策达成协议铺平道路。
加速公正过度的有力杠杆可以是公平税收。通过提供全新实证研究成果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新工作组可以协助人们释放相关资源，化解气候危机的核心不公正。减轻贫穷民众和国家的负担并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完成这项不能没有他们参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