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在今年二月，一群包括气候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策专家在内的14位著名学者汇聚一堂，商讨如何应对全球变暖。本周，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联合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论，而这些结论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这个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是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一位在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享誉盛名的专家，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麦克金德长波事务研究项目（Mackinder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Long Wave Events）的带头人。参与者包括西英格兰大学的气候学家麦克·霍尔姆（Mike Hulme），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气候政策专家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还有麦克基尔大学的气候经学家克里斯托弗·格林（Christopher Green）。
在去年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该研究小组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哈特维尔报告（The Hartwell Paper）》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报告指出，自《京都议定书》签订18年以来，通过这份协议的运作模式来寻求达成国际气候政策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实现任何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而所谓“京都模式”，当然就是指那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二氧化碳减排上的做法。对此《哈特维尔报告》认为，从以前在处理酸雨这种相对简单的气候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上看，“京都模式”往往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研究小组同时也指出，不应把我们曾经面对并解决的气候挑战来和气候变化问题作比较。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复杂，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也是开放性，多层次和不完善的。它不像酸雨或者灰霾那样是一个“常规环境问题”，而更像一个能源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土地使用问题。
事实上，气候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在降低碳排放并阻止气候变化方面只有四个政策杠杆可供利用：一是减少世界人口；二是收缩世界经济；三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四是降低碳集中度（就是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能源时减少相应产生的碳）。
在这几点里，减少世界人口不太可能，而故意削减世界经济规模意味着数十亿人将陷入困境。因此《哈特维尔报告》则着手在能源使用效率和碳集中度方面发展寻找一系列可以推动相关政策杠杆的方式。
研究小组建议我们设立三项和气候有关的基本目标：首先，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安全而且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这意味着发展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其次，确保经济发展不会引发环境灾难（就是不但要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还要降低燃烧生物燃料所造成的室内污染，减低臭氧排放，保护热带雨林）；最后要时刻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意思是至少要意识到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很显然，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面对巨大的阻力。对此哈特维尔研究小组明智地指出，为了实现目标，我们使用的气候政策必须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迅速而且可见的回报”），对各阶层的人们都具有吸引力，而且产生具体可测的结果。而当然，用“京都模式”是做不到这几点的。
除了一心强迫人们放弃碳燃料的做法之外，研究小组建议我们应该追求其他一些更有价值的目标——比如尝试适应变化，重新造林，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空气质量——每一点都很重要，而且每一点都能减少碳排放。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那种一锅端的‘京都’式气候政策……必须被分割拆散成几个单独的事务，并遵照每一项事务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方案。”
与此同时，报告也补充说，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从而解除他们当前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否则就不可能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实现一场能源科技的革命。”
哈特维尔研究小组认为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革新，也需要政府全心全意的参与。他们建议对所需的研究进行专门资助，并征收“缓慢上升但起始费率较为低廉的碳排放税”以免阻碍经济增长。
如果你觉得上述任何——甚至全部——建议都有点耳熟的话，那是因为我已经把类似的观点呼吁了很久了。照以往的经验，整个小组的成员都会被当成“京都宗教”的异教徒而遭到围攻，但这个代价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言：“所谓疯子，就是那些不断重复干同一件事，却期望有不同结果的人”。在全球变暖这方面，也该是咱们恢复理智的时候了。
发自伦敦——在今年二月，一群包括气候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策专家在内的14位著名学者汇聚一堂，商讨如何应对全球变暖。本周，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联合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论，而这些结论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这个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是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一位在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享誉盛名的专家，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麦克金德长波事务研究项目（Mackinder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Long Wave Events）的带头人。参与者包括西英格兰大学的气候学家麦克·霍尔姆（Mike Hulme），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气候政策专家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还有麦克基尔大学的气候经学家克里斯托弗·格林（Christopher Green）。
在去年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该研究小组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哈特维尔报告（The Hartwell Paper）》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报告指出，自《京都议定书》签订18年以来，通过这份协议的运作模式来寻求达成国际气候政策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实现任何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而所谓“京都模式”，当然就是指那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二氧化碳减排上的做法。对此《哈特维尔报告》认为，从以前在处理酸雨这种相对简单的气候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上看，“京都模式”往往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研究小组同时也指出，不应把我们曾经面对并解决的气候挑战来和气候变化问题作比较。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复杂，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也是开放性，多层次和不完善的。它不像酸雨或者灰霾那样是一个“常规环境问题”，而更像一个能源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土地使用问题。
事实上，气候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在降低碳排放并阻止气候变化方面只有四个政策杠杆可供利用：一是减少世界人口；二是收缩世界经济；三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四是降低碳集中度（就是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能源时减少相应产生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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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点里，减少世界人口不太可能，而故意削减世界经济规模意味着数十亿人将陷入困境。因此《哈特维尔报告》则着手在能源使用效率和碳集中度方面发展寻找一系列可以推动相关政策杠杆的方式。
研究小组建议我们设立三项和气候有关的基本目标：首先，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安全而且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这意味着发展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其次，确保经济发展不会引发环境灾难（就是不但要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还要降低燃烧生物燃料所造成的室内污染，减低臭氧排放，保护热带雨林）；最后要时刻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意思是至少要意识到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很显然，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面对巨大的阻力。对此哈特维尔研究小组明智地指出，为了实现目标，我们使用的气候政策必须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迅速而且可见的回报”），对各阶层的人们都具有吸引力，而且产生具体可测的结果。而当然，用“京都模式”是做不到这几点的。
除了一心强迫人们放弃碳燃料的做法之外，研究小组建议我们应该追求其他一些更有价值的目标——比如尝试适应变化，重新造林，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空气质量——每一点都很重要，而且每一点都能减少碳排放。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那种一锅端的‘京都’式气候政策……必须被分割拆散成几个单独的事务，并遵照每一项事务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方案。”
与此同时，报告也补充说，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从而解除他们当前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否则就不可能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实现一场能源科技的革命。”
哈特维尔研究小组认为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革新，也需要政府全心全意的参与。他们建议对所需的研究进行专门资助，并征收“缓慢上升但起始费率较为低廉的碳排放税”以免阻碍经济增长。
如果你觉得上述任何——甚至全部——建议都有点耳熟的话，那是因为我已经把类似的观点呼吁了很久了。照以往的经验，整个小组的成员都会被当成“京都宗教”的异教徒而遭到围攻，但这个代价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言：“所谓疯子，就是那些不断重复干同一件事，却期望有不同结果的人”。在全球变暖这方面，也该是咱们恢复理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