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护即社会保护

墨西哥城—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社会援助计划得到了增强，如今，它们令25亿多人受益，通常是最贫穷、最脆弱人群。但将生物计量学技术用于验证受益人身份、整合从公民注册到执法数据库的信息的日益紧迫的压力，意味着社会保障计划可能给依靠这些计划的人带来新的风险。

私人公司、捐赠机构和世界银行指出，应用生物计量学工具——如虹膜和指纹扫描或者面部和声音识别——将与数据库的整合一起实现提高效率，打击欺诈并降低成本。许多政府似乎对此相当确信。

对于生物计量学技术在社会援助机制中的使用，尚无系统性的信息，但对一些重大项目的观察表明，生物计量学技术的使用正在增多。在南非，1,720万社保受益人获得了生物识别智能卡。在墨西哥，5,560万大众医保（最贫困公民的公共医疗保险）受益人必须向当局提供他们的生物计量学数据。

全球最大的生物计量学数据库——Aadhaar——位于印度。要想得到各种社会保障，必须先加入Aadhaar，因此，12.5亿印度居民中有95%已经得到记录。博茨瓦纳、加蓬、肯尼亚、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巴拉圭和秘鲁的社保受益者也必须提供生物计量学数据。

存储于某一社会保障计划数据库的生物计量数据可以通过共同识别标志轻松与其他系统连接起来，即使是与社会保障无关的系统也可以，如法律执行或商业营销。但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这类数据库整合是被禁止的，因为有可能带来隐私和数据保护威胁。毕竟，社会援助计划要求处理大量数据，包括家庭资产、健康状况和负债情况等敏感信息。

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扩大社会保障和生物计量学识别计划，而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开发不力。但出资人和政府当局常常鼓吹尽可能大地整合公共和私人实体的数据库。比如，尼日利亚准备发行一亿张电子身份卡，其国民身份数据库可连通各种其他数据库，包括由执法部门维护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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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法部门共享敏感社会保障数据（包括生物计量识别标志）的压力——包括国内和国际层面——因为恐怖主义和移民担忧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压力不仅威胁到基本隐私，也威胁到公民自由。除此之外还有疏忽数据披露或未授权第三方接入风险——包括网络犯罪和黑客——社会保障受益者可能遭到侮辱、勒索和敲诈。

还有一种可能是，敏感社会保障数据，包括生物计量信息的接触权限可能被授予或出售给私人公司。社会保障当局和私人公司（如万事达卡或维萨），常常会签署商业协议，为社会援助计划制作智能卡或安排企业接受这些卡片。比如，南非社会援助生物识别卡就是一张万事达卡。

更糟糕的是，这些协议——常常不会公开披露——一般不会包括信心滥用和误用的赔偿机制。但最新媒体报道表明，这些风险相当大。比如，在智利，数百万患者的医疗记录——包括艾滋病人和遭遇性侵的妇女——被公开曝光将近一年时间。

此外，在南非，私人公司利用数百万社会保障受益人的信息增加公司利润，损害受益人利益。在印度，一家报纸宣称其记者得到了不受限访问Aadhaar数据库的权限。另一宗 报道记录，含有敏感财务信息的Aadhaar数字在政府网站上可以公开获取。

即使只有政府可以获得数据，社会保障受益者的威胁也无法消除。政治学家维吉尼亚·尤班克斯角（Virginia Eubanks）测算，在美国，社会福利发放的自动化决策让政府能够“勾勒，治理和惩罚穷人。”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威胁还会增加。比如，面部识别技术让政府可以用数字照片辨别获得社会援助的示威者（要获得社会援助，就必须提供数字照片）。比如，马耳他已开始考虑用闭路电视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来防止“反社会行为”。

社会援助计划中的不尊重隐私和数据保护缺失不足为奇。这些计划服务于最脆弱群体——他们在维权方面已经处于劣势。根深蒂固的羞辱和笑贫偏见常常会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无法认识到这些风险，更不用说站在社会保障受益者的角度发声了。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你接受了“免费”福利，就不能要求隐私。

社会保障计划理应和它的名字一样：保护最需要的社会细分群体。要求这些人事实放弃他们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权利只能适得其反。

仅仅如此便足以作为要求实施充分的法律框架、建立资源充沛的保护机关，以及（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保持司法和媒体独立的理由。但如果人们还需要更强的激励的话，那么自利永远存在，因为今天最脆弱、最劣势的群体所面临的风险，明天很可能会成为社会各界都要面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