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流行期间保护妇女

曼谷—上个月，舒伊冲进了达卡的一家医院，接受急诊救治。这位25岁的孟加拉国妇女刚刚在家中分娩——她认为家里的环境在疫情流行期间比医院更安全。但因为她开始出现产后出血——产后出血是全世界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她已经顾不上避免感染2019年新冠病毒。玛朱法·艾克特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她尚未拿到充分的个人防护设备（PPE），但这位助产士仍然采取行动挽救了舒伊的生命。

无论如何，生孩子都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在疫情流行期间分娩会为这种经历带来新的压力。母亲们不知道是否该去医院——她们担心在那里感染新冠病毒，还担心医院人手短缺或者与伴侣分离——抑或选择在家生产，而一旦出现医疗并发症其危险性往往要大得多。而这仅仅是控制2019年新冠疫情的紧迫性干扰基本医疗服务的一个例子——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妇女的脆弱性。

在世界范围内，当卫生系统不堪重负时，对女性医疗的影响往往会首当其冲，从而导致母婴发病率及死亡率上升。为了说明上述风险，我们已经建立了疫情对三种关键性及生殖健康（SRH）服务可能造成影响的模型：由包括助产士在内的熟练的医务人员协助进行分娩；在医疗设施内部完成分娩；以及获取避孕药物的难度。

尽管在全世界许多地区，其中也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获取性及生殖健康服务难度加大都已经造成了严重问题，但我们仍把分析重点集中在脆弱程度尤其高的亚太14国地区：其中包括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柬埔寨、印度、印尼、老挝、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上述所有国家本来已经有相当高的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例活产儿中就有超过100例死亡病例，这往往反映出医疗服务利用率的降低，例如在医疗机构分娩或分娩过程中由熟练的接生人员协助。

我们的模型显示，最理想情况是，三项关键服务的利用率降低了20%。这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增加17%，相当于仅今年一年就增加25，493起死亡病例。而最坏情况是服务利用率下降50%，从而导致孕产妇死亡率增加43%，也就是死亡病例数增加68，422例。在上述额外的孕产妇死亡当中，相当大的比例可能归因于因获得避孕服务的机会减少而导致的额外生育。

[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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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避孕和计划生育服务获取机会的减少导致危险进一步加剧。边境关闭和其他供应链破坏可能减少避孕药具供应，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避孕药具短缺往往都会成为问题。行动受限可能阻止妇女前往药房或诊所，如果人们不将计划生育视为“基本”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就尤其如此。而且担心感染新冠病毒也可能阻止那些本来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的妇女。

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可能导致2020年无法满足的计划生育服务需求激增，在最理想状况下，也会增加到22%，而如果出现最坏情况，则会高达26%，而2019年育龄妇女无法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仅有18.9%的基准值。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之前可以获得现代避孕方法的女性现在失去了这项关键服务。而这意味着无法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仅在2020年一年就可能增加40%。结果可能导致这14个国家各有成千上万人意外怀孕，而且数百万妇女和新生儿被迫面对造成不良健康后果的更高的风险值。

[图表2]

而这些数字仅仅是开始：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几乎肯定会持续超过今年年底。由此带来的经济、医疗系统和妇女福祉的成本将继续增加。而近期朝向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医疗体系和两性平等所取得的进步可能遭遇逆转之势。

必须采取行动对后果进行限制。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世界各国政府承诺向所有人提供性及生殖健康服务——他们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内罗毕峰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承诺。在各国设计经济和公共卫生干预行动时，他们必须确保履行这项承诺。

例如，领导人必须确保助产士等基本卫生人员不会遭到分流，离开协助母亲和新生儿的主要岗位，并且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能获得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决策者还必须保障民众获取避孕药具的机会。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远程医疗和其他创新的医疗方法应当得到考虑。如果此次疫情告诉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技术和互联互通具有救命的潜力。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恰当地将2019年新冠危机称为二战以来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为通过这次考验，世界各地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尽管疫情影响每个人，但遭受影响最严重的很可能是包括妇女、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在内的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果没有确保为所有人提供不间断的基本性及生殖医疗服务的计划，就根本谈不上完整的疫情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