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
坎昆气候变化会议的正式公报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底到期后将没有任何一个协议可以接替之。日本等国甚至完全撤回了对延长京都议定书的活动的支持。
这听起来像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碳的国际定价将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市场价格，就不知道减少碳排放量的工作该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但表像往往使人产生误判。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被打破了，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正在形成。比起联合国难以运转的繁杂谈判，这种方式取得成功的前景更光明一些。
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摒弃了给碳固定一种价格做法，这种方式可能要为排放的碳确定多重价格。由于各区域情况千差万别，减排的方法各不相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减排成本计算方法。因此，这种方式更注重分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任务，而不只是给碳确定一种单一的价格。
任何产品的市场价格总是等于其边际成本。如果只有单一价格，所有的各种成本计算方法就被合并成一个，低成本的项目也跟着享受高价格。这使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所需。
这充分表明了京都议定书实际运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根据东京议定书建立的碳交易方案导致了诸多弊端。例如，前共产国家只需关闭其生产重工业产品的工厂（本来也不得不这样做），就可以零成本获得碳排放配额，通过出售这些配额，他们就像是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凭空获取一笔暴利。因此，京都议定书的消亡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旷日持久的谈判。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要为他们过去的罪恶支付赔款，但却通过谈判的办法不断拖延履行义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变了：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取代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谈判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实际。目前，争议围绕着发达国家政府如何交付截至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款项，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因为即便是只有100亿美元的快速通道基金如果不使用虚假材料也无法拼凑出使用计划来。由于除了对话没有终止外，坎昆峰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不存在本次峰会，这种情形令人感到绝望。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如德国这样的别国家正在作出有约束力的单方面承诺，其承诺与其他国家的态度没有任何联系。此外，为应对特定区域的碳排放问题，一种“自愿联盟”正在形成。REDD+伙伴关系（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努力增加森林储碳的现金价值，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事实上，问题最紧迫的地方现在的进步最大：保护森林比恢复森林更简便易行。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值得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碳排放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因为该国的大部分森林生长在泥炭地。当树木被砍伐，泥炭地干枯后，数千年才积累下来的碳暴露在空气中被氧化，而且往往是以燃烧的方式被氧化和释放出来，使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笼罩在一片烟霾之中。
如今，印尼一半的泥炭地保持了其原始形态，如果这些泥炭地暴露于空气中，碳的排放量将增加一倍。印尼总统苏西洛决意保护该国原生态的泥炭地，为此他收到了来自挪威的财政援助。澳大利亚已经加入了他们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其他国家也将很快跟进。
此次合作在几个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苏西洛总统下令暂停开发泥炭地和原始森林。一个REDD项目部将负责相关的业务，该部门的职责是将雨林作为一种天然资源进行保护与恢复，而不是任其受到毁灭性的开发。这同时也改变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管理与交付方式。
这个REDD项目部将有一个由受援国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雨林有关的政府部门的活动；项目部还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花销。这意味着官方发展援助将由受援国的部门进行管理，而不用从外部引进一套管理机构。
这些做法也可以作为援助其他国家的样板，如圭亚那，那里的森林保护项目目前开展的并不顺利 。最终，这种做法应过渡到建立一个热带雨林与适应性农业的全球基金，因为碳减排产生的益处将造福于整个人类，而非个别国家。这个全球基金将引入两项价格：一项用于恢复森林减少碳排放，另一项用于保护森林避免碳排放。
反过来，这又为其他领域的减排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样，植根于一个可展示效果的局部行为，将产生一套碳定价的方式，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关系。
因此，尽管广泛的印象是气候变化议程已经停滞，人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希望。但要实现这种希望，人类的行动必须跟上全球变暖的速度，这意味着要加快给碳排放制定一套或多套价格 。
坎昆——
坎昆气候变化会议的正式公报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底到期后将没有任何一个协议可以接替之。日本等国甚至完全撤回了对延长京都议定书的活动的支持。
这听起来像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碳的国际定价将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市场价格，就不知道减少碳排放量的工作该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但表像往往使人产生误判。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被打破了，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正在形成。比起联合国难以运转的繁杂谈判，这种方式取得成功的前景更光明一些。
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摒弃了给碳固定一种价格做法，这种方式可能要为排放的碳确定多重价格。由于各区域情况千差万别，减排的方法各不相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减排成本计算方法。因此，这种方式更注重分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任务，而不只是给碳确定一种单一的价格。
任何产品的市场价格总是等于其边际成本。如果只有单一价格，所有的各种成本计算方法就被合并成一个，低成本的项目也跟着享受高价格。这使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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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表明了京都议定书实际运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根据东京议定书建立的碳交易方案导致了诸多弊端。例如，前共产国家只需关闭其生产重工业产品的工厂（本来也不得不这样做），就可以零成本获得碳排放配额，通过出售这些配额，他们就像是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凭空获取一笔暴利。因此，京都议定书的消亡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旷日持久的谈判。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要为他们过去的罪恶支付赔款，但却通过谈判的办法不断拖延履行义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变了：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取代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谈判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实际。目前，争议围绕着发达国家政府如何交付截至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款项，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因为即便是只有100亿美元的快速通道基金如果不使用虚假材料也无法拼凑出使用计划来。由于除了对话没有终止外，坎昆峰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不存在本次峰会，这种情形令人感到绝望。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如德国这样的别国家正在作出有约束力的单方面承诺，其承诺与其他国家的态度没有任何联系。此外，为应对特定区域的碳排放问题，一种“自愿联盟”正在形成。REDD+伙伴关系（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努力增加森林储碳的现金价值，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事实上，问题最紧迫的地方现在的进步最大：保护森林比恢复森林更简便易行。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值得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碳排放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因为该国的大部分森林生长在泥炭地。当树木被砍伐，泥炭地干枯后，数千年才积累下来的碳暴露在空气中被氧化，而且往往是以燃烧的方式被氧化和释放出来，使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笼罩在一片烟霾之中。
如今，印尼一半的泥炭地保持了其原始形态，如果这些泥炭地暴露于空气中，碳的排放量将增加一倍。印尼总统苏西洛决意保护该国原生态的泥炭地，为此他收到了来自挪威的财政援助。澳大利亚已经加入了他们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其他国家也将很快跟进。
此次合作在几个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苏西洛总统下令暂停开发泥炭地和原始森林。一个REDD项目部将负责相关的业务，该部门的职责是将雨林作为一种天然资源进行保护与恢复，而不是任其受到毁灭性的开发。这同时也改变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管理与交付方式。
这个REDD项目部将有一个由受援国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雨林有关的政府部门的活动；项目部还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花销。这意味着官方发展援助将由受援国的部门进行管理，而不用从外部引进一套管理机构。
这些做法也可以作为援助其他国家的样板，如圭亚那，那里的森林保护项目目前开展的并不顺利 。最终，这种做法应过渡到建立一个热带雨林与适应性农业的全球基金，因为碳减排产生的益处将造福于整个人类，而非个别国家。这个全球基金将引入两项价格：一项用于恢复森林减少碳排放，另一项用于保护森林避免碳排放。
反过来，这又为其他领域的减排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样，植根于一个可展示效果的局部行为，将产生一套碳定价的方式，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关系。
因此，尽管广泛的印象是气候变化议程已经停滞，人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希望。但要实现这种希望，人类的行动必须跟上全球变暖的速度，这意味着要加快给碳排放制定一套或多套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