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的三大好处

剑桥—在过去十年中，发达世界旅行者来到低收入国家都不会错过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那就是移动电话使用的迅速普及，它随着移动互联网接入的扩张而实现。移动通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扮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角色，一如固定线路通讯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家庭和社会联系，以及商业和教育机会，都在被这一变化改变。

促成这一技术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87年实施的强制性的欧盟技术标准。这项监管创造了一个大洲级别的硬件和服务市场，其规模之大足以让这一标准——即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在全球实施。2004年，GSM服务全球订户已超十亿。这项监管遍及全球给手机和网络硬件制造带来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因此价格迅速下降，不同网络和国家之间的互操作性也变得更加容易实现。

许多监管都扮演了这一制定标准的角色。与监管必定不利于商业的简单化思维相反，事实上，监管可以通过三个重要渠道有利于经济。

其一是GSM标准所说明的市场创造和市场培育角色。当存在互相竞争的技术方法时，比如著名的20世纪70年代录像带的Betamax和VHS标准之争，如果这些相似标准之间的竞争得到合理的、决定性的解决，消费者将获得好处，不必承担把钱花在输掉的技术上的风险。当标准通过监管在欧盟、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庞大市场上确定时，规模经济就会很快实现。价格下降、质量改进和需求提升的良训循环也将随之而来。

这是一个强大的动态链。这解释了为何英国企业日益担心英国政府无法实现脱欧后与欧盟保持监管协调。在咨询了数千家会员单位后，英国最大的商业组织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最近要求与欧盟商品、服务和数字标准规则“保持趋同”。准入市场的规模对于增长前景至关重要。

监管还通过促进竞争让经济获益。这听起来有悖于直觉，而事实上确实有些形式的监管有利于寻租活动。寡头行业的企业常常抱怨合规负担沉重；但它们显然需要依靠监管作为新竞争对手进入的壁垒。它们的监管负担是它们为市场权力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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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此类行业，比如金融业，为我们提供了监管不应该做什么的例子。官员想象消费者保护意味着一出现差池，就需要新增监管，这导致规则汗牛充栋，保护了老牌企业，导致了各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和复杂性。随着新监管被证明效率低下（这不足为奇，因为金融业充斥着欺诈和违规销售），恶性循环随之而生，新增监管导致更多的失败——进而增加更多监管。

因此，明智的监管者要负责确保健康的竞争，如英国的金融市场监督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用“沙盘”方法测试新技术和业务模式，不必造成沉重的监管负担。FCA准备要将监管沙盘方法推向全球。

此外，如果新规则需要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复杂的监管丛林。但这些评估只是锦上添花，真正需要的是对整体监管框架进行定期评估。大灾难大多源自欠缺这方面的考虑，致命的英国格伦菲尔大厦（Grenfell Tower）或在就是悲剧性的证据。

在新行业中，或者在存在新进入者带来新技术的切实可能性的行业中，监管实际上有助于创造市场。比如，通过消除创新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技术越先进的产品，信息越不对称——监管有利于为老牌大企业和新来者打造公平竞争，让创新能够生根发芽。而通过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保证，以及制定最低限度的强制性标准，监管能给消费者带来尝试新事物的信心。

监管有利于经济的第三个角度正在于其对消费者的保护。如果这意味着企业短期利润的缩水，也不要紧。社会福祉与企业盈利能力不是一回事，与GDP增长率也不是一回事。在CBI关于脱欧后监管的对话中，最监管多样性兴趣最大的是废物和环境服务业以及水行业。尽管欧盟环境标准给这些企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可能导致它们增长放缓，但众所周知，GDP增长不会考虑环境外部性。

所有这些决定了监管者如何监管非常重要。它们的行为可能——也常常确实——影响到竞争和增长，同时又无法保护消费者。但这不是必然的。认识监管巨大的潜在经济收益或能鼓励人们更成熟地进行讨论（而不再如同打政治哑谜一般），将注意力集中在监管设计这一关键性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