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已经触及了无法回头的拐点。这听起来有些可怕，但我们恰恰需要如此：无法再继续重走老路，我们必须坚决确定未来的方向。
十一、十二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迈出重要的一步，世界领导人将在20多年来首次达成最重要的气候治理国际协议。但我们仍需就开辟充满活力的新低碳经济道路做出重要决策，上述经济必须能够支撑长期快速发展和日益繁荣的全球民众。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民众、企业和政府终于认识到气候变化的普遍性，今年的达成全面全球协议的会议前景相比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无疑要乐观得多。可以肯定，未来的挑战涉及面既广泛又复杂；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渡到低碳经济收获的经济利益将十分可观。
比方说城市化。今后15年，世界城市注定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60%全球民众（85亿）的家。上述城市设计将对环境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间的区别就是例子。这两座城市居民人数相近，但亚特兰大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巴塞罗那的六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城市扩张：因为建筑面积比巴塞罗那大近12倍，亚特兰大暗中鼓励私人轿车的广泛使用，从而加剧了排放、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问题。
像巴塞罗那这样紧凑、四通八达且拥有高效公交系统的城市更可持续、也更加健康。此外，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估计这样的城市可以在今后15年减少对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超过3万亿。
举例来讲，可再生能源、混合动力车或电动车等尖端技术的发展在城市（从广义上看，清洁和高效经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将不可或缺。虽然仍有不少研究工作要做，但类似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实用。技术变革带来变化，但既得利益依然是最强大的对手。
颠覆现状绝非易事。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最近所警告的那样，当世界认真采取行动阻止气候变化——就像今年12月人们所预计的那样——巨额的化石燃料资产将会限入到困境当中。上述资产是许多投资组合的关键部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没有理由因此而重新思考。
幸运的是，公众对化石燃料消费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宏观上，世卫组织最近将每年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早亡人数预期值上调至七百万。微观上，在中国等国家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戴口罩表明显然有做出改变的必要。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带来另一个挑战。这是典型的公共利益问题：原则上，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时，不采取行动符合个别国家的自身利益。难度更大的是今天行动的好处只会在遥远的未来逐步显现。
在此问题上，对气候变化看法的改变带来了新的进步希望。在公众意识提高和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可以从缓和气候变化政策中获取净收益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正在承诺遏制气候变化——他们利用多边论坛来表达他们的承诺。
迄今为止，155个国家——其中包括大的排放国——已经向联合国递交了“决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INDC）的计划。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33-35%，并实现非化石燃料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40%。巴西承诺该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7%，到2030年则降低43%。而欧盟也已做出比1990年最少减排40%的承诺。
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合并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量三分之一以上的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终于加快了脚步，在去年一份联合声明中公开了具体的气候承诺。这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气候工作。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进了一步，承诺将在2017年建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的全国性市场。
巴黎即将签署的文件将成为新时代的首份条约。该条约混合自上而下元素（主要是监测与核查）和自下而上承诺（自愿INDC）的混合型治理结构具有革命性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借此避开常常伴随着大规模多边治理进程的僵局和停顿。随着国家政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网站上的公开发布，上述新模式已经有效地鼓励了全民参与并提升了透明度。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这些自愿的个体承诺合在一起构成全球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目前的计算数据表明如果涉及近90%全球排放的已提交INDC全部得到落实，全球变暖可能仍将超过2摄氏度（3.6华氏度）——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可能会引发气候变化最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巴黎的谈判人员合作确定如何提升政策目标至关重要。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头的拐点，我们必须协调国家计划和全球目标——从而确保沿着正确的前进方向。
翻译：Xu Binbin
马德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已经触及了无法回头的拐点。这听起来有些可怕，但我们恰恰需要如此：无法再继续重走老路，我们必须坚决确定未来的方向。
十一、十二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迈出重要的一步，世界领导人将在20多年来首次达成最重要的气候治理国际协议。但我们仍需就开辟充满活力的新低碳经济道路做出重要决策，上述经济必须能够支撑长期快速发展和日益繁荣的全球民众。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民众、企业和政府终于认识到气候变化的普遍性，今年的达成全面全球协议的会议前景相比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无疑要乐观得多。可以肯定，未来的挑战涉及面既广泛又复杂；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渡到低碳经济收获的经济利益将十分可观。
比方说城市化。今后15年，世界城市注定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60%全球民众（85亿）的家。上述城市设计将对环境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间的区别就是例子。这两座城市居民人数相近，但亚特兰大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巴塞罗那的六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城市扩张：因为建筑面积比巴塞罗那大近12倍，亚特兰大暗中鼓励私人轿车的广泛使用，从而加剧了排放、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问题。
像巴塞罗那这样紧凑、四通八达且拥有高效公交系统的城市更可持续、也更加健康。此外，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估计这样的城市可以在今后15年减少对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超过3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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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讲，可再生能源、混合动力车或电动车等尖端技术的发展在城市（从广义上看，清洁和高效经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将不可或缺。虽然仍有不少研究工作要做，但类似的技术已经越来越实用。技术变革带来变化，但既得利益依然是最强大的对手。
颠覆现状绝非易事。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最近所警告的那样，当世界认真采取行动阻止气候变化——就像今年12月人们所预计的那样——巨额的化石燃料资产将会限入到困境当中。上述资产是许多投资组合的关键部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没有理由因此而重新思考。
幸运的是，公众对化石燃料消费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宏观上，世卫组织最近将每年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早亡人数预期值上调至七百万。微观上，在中国等国家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戴口罩表明显然有做出改变的必要。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带来另一个挑战。这是典型的公共利益问题：原则上，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时，不采取行动符合个别国家的自身利益。难度更大的是今天行动的好处只会在遥远的未来逐步显现。
在此问题上，对气候变化看法的改变带来了新的进步希望。在公众意识提高和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可以从缓和气候变化政策中获取净收益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正在承诺遏制气候变化——他们利用多边论坛来表达他们的承诺。
迄今为止，155个国家——其中包括大的排放国——已经向联合国递交了“决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INDC）的计划。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33-35%，并实现非化石燃料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40%。巴西承诺该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7%，到2030年则降低43%。而欧盟也已做出比1990年最少减排40%的承诺。
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合并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量三分之一以上的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终于加快了脚步，在去年一份联合声明中公开了具体的气候承诺。这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气候工作。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进了一步，承诺将在2017年建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的全国性市场。
巴黎即将签署的文件将成为新时代的首份条约。该条约混合自上而下元素（主要是监测与核查）和自下而上承诺（自愿INDC）的混合型治理结构具有革命性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借此避开常常伴随着大规模多边治理进程的僵局和停顿。随着国家政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网站上的公开发布，上述新模式已经有效地鼓励了全民参与并提升了透明度。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这些自愿的个体承诺合在一起构成全球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目前的计算数据表明如果涉及近90%全球排放的已提交INDC全部得到落实，全球变暖可能仍将超过2摄氏度（3.6华氏度）——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可能会引发气候变化最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巴黎的谈判人员合作确定如何提升政策目标至关重要。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头的拐点，我们必须协调国家计划和全球目标——从而确保沿着正确的前进方向。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