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灾难倒计时

马累/马尼拉—牙买加、卢旺达、马歇尔群岛和蒙古都是最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而它们占全球排放的比例非常小。今年，它们的经济又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响。但这些国家都按照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在今年年底的截止期之前向联合国提交了更新的气候计划。

换句话说，对气候危机“作用”最小的国家，现在最致力于解决气候危机。这应该为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包括美国，它的减排计划——应在12月31日午夜前提交——仍然没有定论。

除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还呼吁富裕国家通过金融援助支持气候行动。迄今为止，这项支持——也应在2020年年底前落实——仍然远远跟不上进度。经合组织估算，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只有大约790亿美元正陆续划拨给最需要的国家。

弱势国家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金融影响。据联合国数据，气候脆弱性在过去十年中给这些国家造成了600亿多美元的债务成本。出于同样的原因，未来十年利息支付预计将膨胀至1680亿美元。风险最高的经济体需要立即注入流动性以及债务重组和豁免。

如今，COVID-19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经济困境，并且疫情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次此类事件。毕竟，气候变化、森林采伐以及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增加了爆发新的虫媒病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有责任帮助确保发展中世界不会陷入债务陷阱，被互相联动的COVID-19和气候变化威胁打击。此外，除了帮助弱势国家，它们还必须反思自身的COVID-19复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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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投入数万亿美元的复苏计划令应该为污染负责的行业大获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也强调G20国家有责任实施降低化石燃料依赖的增长计划。一个关键点是政府要明白，如果我们想要确保子孙后代的世界更加安全，那么更好更绿色的重建绝不仅仅是未来一年的政策。

弱势国家已经受够了不作为。它们也不只是要求帮助，而是致力于树立榜样。比如，菲律宾中央银行最近采取了一个可持续金融框架捍卫金融体系，防范其后风险演进。新框架鼓励银行为实体气候和转型风险定价，重视气候韧性和低碳机会。此外，菲律宾央行必须披露自身的环境风险敞口，可能因此将某些资产——如化石燃料——从其未来政策中排除。去年10月，菲律宾停止新建燃煤电厂。

在全球层面，世界银行和IMF正在G2与G20合作引导更多投资流向穷国，降低与“绿色”项目有关的成本。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承诺重新让美国称为热心于联合国、多边协定（如巴黎协定）和国际法的国家。美国回归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位值得欢迎。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也仍然没有提交更新的气候计划。

COVID-19危机突显出采取更具雄心的措施的紧迫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发行战争债券为冲突及随后的复苏融资。类似的工具也可以用来帮助全球南方走出疫情和气候相关灾难。此外，主要开发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应该表现出领导力，落实巴黎协定的全球投资从肮脏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的愿景。

气候行动切不可继续推迟了，发达经济体领导人必须行动起来，遵循发展中国家所树立的榜样。真正的领导人不是喊声最大或发推特最多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是兑现承诺的领导人。我们敦促富裕国家在今年年底前提交更新的气候计划，并兑现巴黎气候协定中所做的其他承诺——为了我们，也为了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