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英国现在的法律目标是截止205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至零。议会反对派在制定上述目标前，主张进行进一步成本效益分析；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则认为，这样的分析表明温室气体减排的最佳速度要慢得多。
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旨在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水平低两摄氏度以上，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在2018年提出了将温度变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建议。相比之下，诺德豪斯的模型提出到2100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3.5摄氏度以内。如果将此作为目标，实现零净排放比2050年晚得多将变得可以接受。
但诺德豪斯方案代表了在极端不确定条件下对复杂决策建模的错误应用。所有模型都依赖于假设输入，而诺德豪斯的结论则主要依赖于接受3.5摄氏度而非2摄氏度的全球变暖额外危害的假设。
对某种类型的气候影响是可以尝试进行定量估算的。随着气候不断变暖，世界某些较冷地区的作物产量会增加，同时较热的地区则会减少。任何对净经济影响的估算都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凭空认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将会弥补其他地区所受的伤害是荒谬的想法，但建模至少可以协助我们思考上述影响可能涉及的规模。
但不可能对许多至关重要的风险进行建模。全球变暖将导致水文循环发生重大变化，极端降雨和更长时间的严重干旱将同时增多。这将对特定区域的农业和生计状况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气候模型无法让我们提前准确预知哪些区域所受的影响将最为严重。而这些不利的初始影响反过来又将造成自我强化的政治动荡和大规模的移民企图。
假装我们能够准确模拟这些初级及次级影响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对应对温暖到诺德豪斯所谓最佳水平的世界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毕竟，高于前工业化水平3.5摄氏度的变暖将使人类面临200多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温度，这样的时间长度比现代人类的进化史还要长很多。
建模估算不利影响也无法确定全球变暖可能自我强化的危险性，从而灾难性地威胁到地球上的人类生命。近来的北极温度趋势证实了气候模型的预测，那就是气候变暖将在高纬度地区造成最大的影响。如果这导致永久冻土的大规模融化，就会释放大量被锁住的甲烷气体，从而导致气候变化进一步加速。达到的温度越高，进一步快速失控变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模型总是很难捕获如此强烈的内生及非线性效应，但诺德豪斯3.5摄氏度的最优点可能是一种极为不稳定的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某些诺贝尔奖得主，都认为复杂的“风险价值法”（VaR）模型已经成功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性增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其中。2005年，他令人欣慰地观察到“运用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衡量并管理风险”是支撑规模最大金融机构强化适应性的“关键因素”。
但上述模型并未就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任何警告。恰恰相反，它们诱使银行经理、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相信风险是可以被准确预见、衡量和管理的。风险价值法模型根本无法捕捉到在复杂及可能脆弱的系统内内生性自我强化反馈回路所导致的灾难性闪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声称能识别全球变暖最佳水平的所谓复杂模型。
截止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性的经济成本同样不确定。但与评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成本相比，我们却可以在估算其最大数量级时更有信心。
实现零碳经济需要大规模加大全球用电量，从今天的23，000千瓦时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的高达90，000千瓦时之多。在零碳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巨额投资，但正如能源转型委员会已经表明的那样，这在技术、物理和经济领域全部可行。哪怕上述90，000千瓦时完全由太阳能提供，所要占据的空间总量也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而在现实世界的竞争性能源拍卖中，太阳及风能发电提供商已经在致力于以接近甚至有时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价格来提供电能。
总成本估算还必须考虑到不出太阳和不刮风期间所需预留的能源存储或备用成本，以及钢铁、水泥和石化等重工业企业脱碳的复杂任务。
但即使将所有经济部门都考虑在内，全球经济脱碳的总成本显然也不可能超过全球GDP的1~2%。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成本将低得多，因为绝大多数此类估算都小心翼翼地忽略了基础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并同时保守地估计了关键技术成本下降所需要的时间和速度。2010年，国际能源署曾预测截止2030年光伏设备成本下降70%。但其实到2017年就实现了。
与其依赖看似复杂的模型，气候变化政策必须反映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判断状况。现有趋势可能产生大规模但本身不可预测的不利影响。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下最多耗费GDP的1~2%，而且如果人们减少排放的决心释放技术进步和学习曲线效应，那么上述成本还将下降。鉴于以上事实，到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是一个经济上合理的目标。
伦敦——英国现在的法律目标是截止205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至零。议会反对派在制定上述目标前，主张进行进一步成本效益分析；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则认为，这样的分析表明温室气体减排的最佳速度要慢得多。
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旨在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水平低两摄氏度以上，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在2018年提出了将温度变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建议。相比之下，诺德豪斯的模型提出到2100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3.5摄氏度以内。如果将此作为目标，实现零净排放比2050年晚得多将变得可以接受。
但诺德豪斯方案代表了在极端不确定条件下对复杂决策建模的错误应用。所有模型都依赖于假设输入，而诺德豪斯的结论则主要依赖于接受3.5摄氏度而非2摄氏度的全球变暖额外危害的假设。
对某种类型的气候影响是可以尝试进行定量估算的。随着气候不断变暖，世界某些较冷地区的作物产量会增加，同时较热的地区则会减少。任何对净经济影响的估算都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凭空认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将会弥补其他地区所受的伤害是荒谬的想法，但建模至少可以协助我们思考上述影响可能涉及的规模。
但不可能对许多至关重要的风险进行建模。全球变暖将导致水文循环发生重大变化，极端降雨和更长时间的严重干旱将同时增多。这将对特定区域的农业和生计状况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气候模型无法让我们提前准确预知哪些区域所受的影响将最为严重。而这些不利的初始影响反过来又将造成自我强化的政治动荡和大规模的移民企图。
假装我们能够准确模拟这些初级及次级影响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对应对温暖到诺德豪斯所谓最佳水平的世界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毕竟，高于前工业化水平3.5摄氏度的变暖将使人类面临200多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温度，这样的时间长度比现代人类的进化史还要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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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估算不利影响也无法确定全球变暖可能自我强化的危险性，从而灾难性地威胁到地球上的人类生命。近来的北极温度趋势证实了气候模型的预测，那就是气候变暖将在高纬度地区造成最大的影响。如果这导致永久冻土的大规模融化，就会释放大量被锁住的甲烷气体，从而导致气候变化进一步加速。达到的温度越高，进一步快速失控变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模型总是很难捕获如此强烈的内生及非线性效应，但诺德豪斯3.5摄氏度的最优点可能是一种极为不稳定的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某些诺贝尔奖得主，都认为复杂的“风险价值法”（VaR）模型已经成功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性增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其中。2005年，他令人欣慰地观察到“运用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衡量并管理风险”是支撑规模最大金融机构强化适应性的“关键因素”。
但上述模型并未就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任何警告。恰恰相反，它们诱使银行经理、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相信风险是可以被准确预见、衡量和管理的。风险价值法模型根本无法捕捉到在复杂及可能脆弱的系统内内生性自我强化反馈回路所导致的灾难性闪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声称能识别全球变暖最佳水平的所谓复杂模型。
截止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性的经济成本同样不确定。但与评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成本相比，我们却可以在估算其最大数量级时更有信心。
实现零碳经济需要大规模加大全球用电量，从今天的23，000千瓦时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的高达90，000千瓦时之多。在零碳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巨额投资，但正如能源转型委员会已经表明的那样，这在技术、物理和经济领域全部可行。哪怕上述90，000千瓦时完全由太阳能提供，所要占据的空间总量也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而在现实世界的竞争性能源拍卖中，太阳及风能发电提供商已经在致力于以接近甚至有时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价格来提供电能。
总成本估算还必须考虑到不出太阳和不刮风期间所需预留的能源存储或备用成本，以及钢铁、水泥和石化等重工业企业脱碳的复杂任务。
但即使将所有经济部门都考虑在内，全球经济脱碳的总成本显然也不可能超过全球GDP的1~2%。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成本将低得多，因为绝大多数此类估算都小心翼翼地忽略了基础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并同时保守地估计了关键技术成本下降所需要的时间和速度。2010年，国际能源署曾预测截止2030年光伏设备成本下降70%。但其实到2017年就实现了。
与其依赖看似复杂的模型，气候变化政策必须反映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判断状况。现有趋势可能产生大规模但本身不可预测的不利影响。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下最多耗费GDP的1~2%，而且如果人们减少排放的决心释放技术进步和学习曲线效应，那么上述成本还将下降。鉴于以上事实，到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是一个经济上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