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子比墙更有力

新奥尔良—“移民”一词总是让人望文生义地浮现出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经济萧条的情景。这些都是人们选择背井离乡当难民的重要原因。但移民的最强大的动机是粮食—或者说是缺少粮食。

2017年，全世界大约有8.21亿人—即大约九分之—面临长期粮食不足。在减少极端饥饿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长期饥饿总人数仍在增加。

饥饿与移民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当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无法养活自己和家庭时，他们常常会离开家园。据联合国世界粮食粮食署（WFP）的研究，粮食不安全每升高一个百分点，都会导致外逃难民增加1.9%。

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常常需要更安全的国内环境。在阿拉伯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包暴动”频发。粮食特别是小麦价格的上升便是2010年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原因。

如果最初的粮食短缺还不足以促使人们移民，那么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冲突足够，原因之一时它们会进一步制约粮食供给。WFP报告说，粮食不安全时“武装冲突事故发生频度和烈度的重要因素。”冲突每延长一年，外流难民就会增加0.4%。

据粮食和移民观察（Observatory on Food and Migration）数据，大量移民是单身男性，而将女性亲属抛在身后，守着家中贫瘠的土地。据世界银行数据，在北非，妇女目前已占农民总人数的43%，而1980年为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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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以严重劣势进行作业。比如，世界银行报告说，在拉丁美洲，“如果家庭农场主要由妇女负责，那么她们会面临一些性别困难，包括雇用和监督劳工以及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等。

类似地，尽管女农民占塞内加尔劳动力的70%，但粮食和移民观察指出，只有男性有权做出关于农业生产和农场经营的决策。这使得实现强大的农场产出变得极其困难，加剧了粮食短缺。

来到欧洲或美国的移民，常常成为新国家农业部门的中流砥柱。据智库MacroGeo和巴里拉粮食和营养中心（BCFN）的研究，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农场工人是移民，在美国农场上工作的移民人数超过三百万人。美国政府估计，大约一半的农场工人是未登记移民。

这些工人中有很多生活在堪比奴隶的条件下，在艰苦条件下做苦工，而工资低得可怜。比如，在意大利南部，移民农场工人常常通过所谓的caporalato系统招募，以“caporali”为首的黑帮负责组织移民劳工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住所，并负责住处和田间的交通（收取高昂的费用）。

劳工的工作日可能长达16小时，带着可怜的薪水回家后，他们还要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境。在一宗报告案例中，800名工人只有五个淋浴头。

Caporali的费用要从工人工资中抽取，因此农场主能接受这套体系，因为他们也可以规避工资税。这些农民—不仅包括意大利，也包括整个欧洲和美国（美国的未登记农业工人也遭到类似的剥削）—通常能够获得丰厚的补贴，鼓励他们生产过多的粮食。

盈余的粮食可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粮食生产商无法与之竞争。或者，这些粮食也有可能被浪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总产量丢失或被遗弃，这导致大量用于生产粮食的资源—包括劳动和水等—被滥用。

据BCFN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编制的粮食和可持续性指数，最坏的罪犯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在农业可持续性排名中—其中包括粮食浪费—美国和英国在67个国家中分列45和49位。

相反，欠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成功。拉丁美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粮食损失和浪费方面表现优异，各地区都有四个国家进入前20名。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印度也都跻身战略强大、粮食损失最小的国家行列。

像移民这样的复杂挑战，无法用更加严格的移民法来解决，更不用说像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美墨边境所建的边境墙。相反，决策者必须解决移民的根本原因—首先就是破败的全球粮食体系。

对发达国家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反思农业补贴，实施定向政策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发展中国家政府则必须采取行动遏制性别不平等。

没有多少时间和粮食可以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