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气候行动的逻辑

伯克利—在其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已故伟大的曼瑟·奥尔森解释说，实施难度最大的当属利益分散、成本集中的政策。奥尔森的观点直截了当：付出成本的个人会强烈反对这项政策，而受益者则会搭便车，宁愿让其他人担责。

奥尔森的见解适用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策挑战，也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出发点是征收碳税。由此造成的减排将为地球上几乎所有人带来好处。但特定社会阶层——也就是奥尔森所说的集中利益群体——将会承担绝大部分成本，并团结起来反对这项政策。

这方面的例子当属法国的“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就像任何群众运动一样，黄马甲们怀揣着多重不满。但其中最激烈的当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加征燃油税的政策。农村民众比城市居民更依赖汽车、卡车和拖拉机，城市居民上班可以骑自行车或乘坐地铁。加征燃油税打击了农村居民的钱包，而这是最让他们心痛之处。

法国国民议会所代表的分散利益团体于2014年同意提高天然气税。但在农民及其同情者关闭道路并进城抗议后，总统马克龙政府于2018年做出让步，并取消了加税政策。这一点应当在奥尔森的预料之中。

其他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阻力，而且不仅仅源于农民。在美国，拜登总统政府不得不顶着渔民和护鲸人士的反对，批准在玛莎葡萄园附近建设一座海上风电场，同时取消了科德角海岸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项目。我们还可以预计，对碳税的反对将在地区上更加集中。在美国，这意味着德克萨斯、北达科他和生产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其他各州。

此外，碳税还有可能加剧政治两极分化，并引发与应对中国冲击类似的民粹主义反响。能源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失业工人会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碳税，哪怕其根本原因在其他地方。竭尽全力养活孩子和加满油箱的家长会将碳税视为一项由知识分子倡导的精英项目。中国冲击诞生了唐纳德·特朗普。而随意征收碳税导致的结果可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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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尔森也提出了如何解决集中利益问题，也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在政策研究者看来，碳税收入可以重新分配给那些成本承担者。除能减缓气候变化外，这样做还可以限制不良政治后果。

我们知道，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缴纳碳税所付出的代价比城市居民要高。同样，相对贫困家庭将较大部分收入用于碳密集型食品和运输，而富裕家庭则将更大部分收入用于更环保的服务。一项美国研究显示，最底层1/5的家庭被碳税所吸收的收入比例将是最高层的三倍之多。

因此，设计一项补偿欠富裕家庭碳税负担的累进收入税计划可以克服集中的反对意见。（该计划必须包含逆向所得税，用于对那些收入不足以支付所得税的人进行补偿。）但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即确定未来所得税的累进程度——需要更细致地分析实践中的碳税构成。而且，重要的是，将开征碳税与改革所得税明确可见地联系起来，以便公众能够清楚地看到补偿。

而后，是专门生产碳密集燃料的地区。加大累进制所得税无法解决德克萨斯的问题，因为那里的企业，更不用说州政府，全都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收入。

拜登预算和欧盟复苏基金均采取措施，限制碳基燃料的生产，并加速向风能和太阳能等领域的过渡。确定会来自德克萨斯及其他国家同类地区的反对意见表明，上述政策应当具备更明确的区域性特色。相关政策需要避免制造出更多阿巴拉契亚山脉，上述地区已经被采矿业就业下降所摧毁了。

不幸的是，“因地制宜”的政策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看看西西里的例子就知道了。但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让你感到绝望；而是给你加倍努力的理由。一个不错的开始是，为避免农村地区错过服务业就业而提供宽带补贴。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地区政策，连同累进制税率，将会构成不可或缺的层面，协助任何在政治上可行的战略来应对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