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气候变化的走势将由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决定。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那么到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增加40亿吨，从而使乔·拜登总统治下所取得的进展付之东流。与此相反，民主党的推定提名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期间就建立起了对污染者采取强硬手段的行事记录。
与此同时欧洲的右倾化和复杂的联盟政治正在拖慢全球气候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努力应对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确定性之际，拯救地球的任务可能就要落在资本市场身上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金融体系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任意一家机构独自实现低碳化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其他机构则继续从碳密集型投资组合中获利。但如果所有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都能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支持公正的气候转型，保护工人、社区和消费者，那他们就能创造长期价值并为所有人带来繁荣。
一个令人困扰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气候政策——比如碳定价和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去将资本重新分配到清洁能源领域，那么集体行动的动力就微乎其微。在一个可以通过污染获利的世界里投资者会被诱使去支持那些采用不可持续做法的企业，将能源转型的负担转嫁给其人，最终使所有人的境况都变得更糟。
与活动家们的希望相反，气候行动不一定会产生一个共赢的结果。一代人一次的转型既蕴含着金融和政治风险又存在着机遇，会在整个投资价值链中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问题在于各大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能否引导市场实现气候目标并产生足够的经济回报。
答案是肯定的，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三大战略转变。首先，投资者必须与高排放企业开展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撤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激发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偏护行为，而与高排放企业合作并跟踪其进展则能带来超越投资组合去碳化之外的切实气候效益。
比如在 2023 年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凯利·舒（Kelly Shue）和塞缪尔·哈茨马克（Samuel Hartzmark）分析了3000 多家企业近 20 年的排放数据，发现高排放的“棕色”企业的平均排放量是气候友好型 “绿色”企业的 261 倍。这表明石油或天然气公司减少 1% 的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那些实现净零排放的科技企业或银行。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且国家化石燃料生产对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日益重要，政策制定者们应当牢记这些发现。
其次，投资者必须积极寻求减排而不是被动地投资于低碳产业。近年来的情况表明那些专注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不仅跑输市场，同时也未能加快气候行动。
此外，Meta（脸书）、苹果、亚马逊、Netflix 和 Alphabet（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显然倾向于主导各类可持续股权基金。虽然这些基金乍看之下似乎很环保，但有研究表明通过引导资金远离高排放公司，它们无意中剥夺了关键行业投资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资源。
相比之下，专注于鼓励碳密集型企业去碳化的主动型基金可以通过将投资引向可再生能源和废弃物管理等行业来推动气候行动。由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发起的、旨在改善水泥生产和改造化石燃料设施的千亿美元气候行动计划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例子。
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仅仅让投资组合去碳化就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了支持清洁能源转型，机构投资者必须同时介入高排放和低排放行业，激励碳密集型企业披露排放信息以减轻高排放对其股票市场估值的负面影响。鉴于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将资金投向可持续航空和安全核能等新兴技术。
最后，投资者必须抓住国家气候政策薄弱状况所带来的独特市场机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4 年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将超过 2 万亿美元，约为化石燃料投资额的两倍。
可以肯定的是，再次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危及拜登政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货膨胀削减法》。但绿色投资的放缓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通货膨胀削减法》出台的各项激励措施——包括369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清洁能源补贴——赢得了选民、投资者、企业、州和地方官员，甚至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这部法律的影响——第一年就促成了 24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绿色投资使机构投资者能够驾驭国内波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同时产生回报，但如今不受监管的碳市场可能会给人留下企业会优先考虑碳抵消而不是那些造福当地社区的、有意义的去碳化的印象。因此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Carbon Market）这类由气候和金融专家领导的倡议可以在制定碳信用额度标准和维护市场诚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帮助推广这一重要的气候融资工具。
无论政治气候如何，2024 年都将超越2023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在一个将经济回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经济体中，单个企业自然会关注利润。但如果只关注如何产生收益，那就会忽视飓风、洪水和野火等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随着与气候相关的破坏日益加剧，在引领绿色转型的同时还能产生财务回报——从而使我们在向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排放目标迈进——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在正是市场奋起直追，帮助我们打赢这场决定性战役的时候了。
发自伦敦——气候变化的走势将由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决定。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那么到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增加40亿吨，从而使乔·拜登总统治下所取得的进展付之东流。与此相反，民主党的推定提名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期间就建立起了对污染者采取强硬手段的行事记录。
与此同时欧洲的右倾化和复杂的联盟政治正在拖慢全球气候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努力应对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确定性之际，拯救地球的任务可能就要落在资本市场身上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金融体系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任意一家机构独自实现低碳化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其他机构则继续从碳密集型投资组合中获利。但如果所有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都能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支持公正的气候转型，保护工人、社区和消费者，那他们就能创造长期价值并为所有人带来繁荣。
一个令人困扰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气候政策——比如碳定价和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去将资本重新分配到清洁能源领域，那么集体行动的动力就微乎其微。在一个可以通过污染获利的世界里投资者会被诱使去支持那些采用不可持续做法的企业，将能源转型的负担转嫁给其人，最终使所有人的境况都变得更糟。
与活动家们的希望相反，气候行动不一定会产生一个共赢的结果。一代人一次的转型既蕴含着金融和政治风险又存在着机遇，会在整个投资价值链中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问题在于各大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能否引导市场实现气候目标并产生足够的经济回报。
答案是肯定的，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三大战略转变。首先，投资者必须与高排放企业开展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撤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激发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偏护行为，而与高排放企业合作并跟踪其进展则能带来超越投资组合去碳化之外的切实气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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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 2023 年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凯利·舒（Kelly Shue）和塞缪尔·哈茨马克（Samuel Hartzmark）分析了3000 多家企业近 20 年的排放数据，发现高排放的“棕色”企业的平均排放量是气候友好型 “绿色”企业的 261 倍。这表明石油或天然气公司减少 1% 的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那些实现净零排放的科技企业或银行。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且国家化石燃料生产对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日益重要，政策制定者们应当牢记这些发现。
其次，投资者必须积极寻求减排而不是被动地投资于低碳产业。近年来的情况表明那些专注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不仅跑输市场，同时也未能加快气候行动。
此外，Meta（脸书）、苹果、亚马逊、Netflix 和 Alphabet（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显然倾向于主导各类可持续股权基金。虽然这些基金乍看之下似乎很环保，但有研究表明通过引导资金远离高排放公司，它们无意中剥夺了关键行业投资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资源。
相比之下，专注于鼓励碳密集型企业去碳化的主动型基金可以通过将投资引向可再生能源和废弃物管理等行业来推动气候行动。由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发起的、旨在改善水泥生产和改造化石燃料设施的千亿美元气候行动计划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例子。
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仅仅让投资组合去碳化就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了支持清洁能源转型，机构投资者必须同时介入高排放和低排放行业，激励碳密集型企业披露排放信息以减轻高排放对其股票市场估值的负面影响。鉴于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将资金投向可持续航空和安全核能等新兴技术。
最后，投资者必须抓住国家气候政策薄弱状况所带来的独特市场机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4 年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将超过 2 万亿美元，约为化石燃料投资额的两倍。
可以肯定的是，再次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危及拜登政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货膨胀削减法》。但绿色投资的放缓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通货膨胀削减法》出台的各项激励措施——包括369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清洁能源补贴——赢得了选民、投资者、企业、州和地方官员，甚至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这部法律的影响——第一年就促成了 24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绿色投资使机构投资者能够驾驭国内波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同时产生回报，但如今不受监管的碳市场可能会给人留下企业会优先考虑碳抵消而不是那些造福当地社区的、有意义的去碳化的印象。因此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Carbon Market）这类由气候和金融专家领导的倡议可以在制定碳信用额度标准和维护市场诚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帮助推广这一重要的气候融资工具。
无论政治气候如何，2024 年都将超越2023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在一个将经济回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经济体中，单个企业自然会关注利润。但如果只关注如何产生收益，那就会忽视飓风、洪水和野火等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随着与气候相关的破坏日益加剧，在引领绿色转型的同时还能产生财务回报——从而使我们在向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排放目标迈进——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在正是市场奋起直追，帮助我们打赢这场决定性战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