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能源已成为全球决策的焦点。油价下跌占据了世界媒体头条，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气候协议，而10月的欧洲理事会决定也可能表明欧盟朝着严肃的能源政策做出了真正的进步。这一趋势应该在明年继续保持，在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1）上达到高潮。
但是，要建立一个全球能源体系、在碳中性的约束下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必须避免破坏了过去的努力的陷阱。特别是，我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公共和死人部门之间以及长期与短期考虑之间达到合适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信守我们的承诺。
在理想与现实方面，欧盟也许是方针失衡的最佳范例。欧洲总是随心所欲而不理性思考，这制约了有效行动。一些欧盟成员国下意识地拒绝核电导致煤炭使用量激增。可再生能源激起了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丝毫不考虑效率或可行性问题。而欧盟的“20/20/20目标”——到2020年削减20%温室气体排放、使用20%可再生能源、提高20%能源效率——更多地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政策。
弥合公共和死人部门之间的差异对于为建设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的融资来说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到2040年，光是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一项每年所需要的总投资额就高达2万亿美元，较目前增加20%。未来26年中总共需要大约51万亿美元。
这只是基础设施投资总缺口的一部分。基础设施总缺口达每年1万亿美元——远远高于政府的承受能力。因此，各国政府必须与私人部门行动方建立创新合作模式，同时认识到能源作为一种公共品必须接受恰当的监管和监督。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作，尽管是否能转化为真实行动还有待观察。中国身先士卒，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G-20和欧盟最近都启动了旨在引导商业融资力量进入基础设施开发的计划。
世界银行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y）是一个聚集了多边开发银行、国家政府和私人融资的开放平台，引导基础设施工程的完工和填补阻挠投资的缺口。点燃这一投资之火的关键是降低相关政治风险，特别是通过加强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局（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实现这一点。
类似地，在上个月的布里斯班峰会上，G-20成立了新的全球基础设施枢纽（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以便于信息共享，从而实现基础设施工程的合理化。此外，欧盟的连通欧洲基金（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将在从现在到2020年的时间里花58.5亿欧元用于帮助私人投资参与连接各成员国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工程。
当然，私人部门参与的需要不止在于投资。私人部门也更适合研发限制化石燃料需求的新生产方法。要刺激这方面的行动，公共部门应该提供资金或担保——尽管风险高，但能带来巨额回报。美国政府对液压致裂法研究的资金支持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如今，液压致裂技术正在推动美国油气产量大幅增长。
这就引出了平衡短期任务和长期愿景的需要。今天的能源工程和政策必须考虑能源市场需求的预期增加，同时保证未来产能的充分投资。
比如，在未来25年里，60%的欧盟产能将退役——这将产生2.2万亿美元能源投资需求。此外，美国致密油（tight-oil）产量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初达到顶峰，因此必须开发新的资源（比如伊拉克的资源）。考虑到新工程投产需要很长时间，解决未来短缺的工作必须现在就开始。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有一项共同的当务之急：言行一致。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承诺和誓言，而是行动。但许多国家继续发表无力的宣言，而不拿出真正的进展。
在这方面，欧洲也是重灾区。今天的口头禅——需要实现供给源多样化、加强连通性、增进效率、形成明智的能源组合等——都是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年的老生常谈。
事实上，尽管新的能源计划和工程似乎层出不穷，但欧洲其实并没有多少进步；其能源状况可能还有所恶化。新瓶装旧酒是起不了作用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引起热捧的3,000亿欧元投资计划就属此类。
明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12月的COP21上，明年将是一个建立可靠全球能源体系的无与伦比的良机。向来以身为能源事务领导者而自豪的欧洲应该在发展——以及实施——包括私人部门的现实长期战略方面树立一个榜样。
马德里—能源已成为全球决策的焦点。油价下跌占据了世界媒体头条，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气候协议，而10月的欧洲理事会决定也可能表明欧盟朝着严肃的能源政策做出了真正的进步。这一趋势应该在明年继续保持，在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1）上达到高潮。
但是，要建立一个全球能源体系、在碳中性的约束下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必须避免破坏了过去的努力的陷阱。特别是，我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公共和死人部门之间以及长期与短期考虑之间达到合适的平衡。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信守我们的承诺。
在理想与现实方面，欧盟也许是方针失衡的最佳范例。欧洲总是随心所欲而不理性思考，这制约了有效行动。一些欧盟成员国下意识地拒绝核电导致煤炭使用量激增。可再生能源激起了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丝毫不考虑效率或可行性问题。而欧盟的“20/20/20目标”——到2020年削减20%温室气体排放、使用20%可再生能源、提高20%能源效率——更多地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政策。
弥合公共和死人部门之间的差异对于为建设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的融资来说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到2040年，光是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一项每年所需要的总投资额就高达2万亿美元，较目前增加20%。未来26年中总共需要大约51万亿美元。
这只是基础设施投资总缺口的一部分。基础设施总缺口达每年1万亿美元——远远高于政府的承受能力。因此，各国政府必须与私人部门行动方建立创新合作模式，同时认识到能源作为一种公共品必须接受恰当的监管和监督。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作，尽管是否能转化为真实行动还有待观察。中国身先士卒，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G-20和欧盟最近都启动了旨在引导商业融资力量进入基础设施开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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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y）是一个聚集了多边开发银行、国家政府和私人融资的开放平台，引导基础设施工程的完工和填补阻挠投资的缺口。点燃这一投资之火的关键是降低相关政治风险，特别是通过加强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局（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实现这一点。
类似地，在上个月的布里斯班峰会上，G-20成立了新的全球基础设施枢纽（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以便于信息共享，从而实现基础设施工程的合理化。此外，欧盟的连通欧洲基金（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将在从现在到2020年的时间里花58.5亿欧元用于帮助私人投资参与连接各成员国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工程。
当然，私人部门参与的需要不止在于投资。私人部门也更适合研发限制化石燃料需求的新生产方法。要刺激这方面的行动，公共部门应该提供资金或担保——尽管风险高，但能带来巨额回报。美国政府对液压致裂法研究的资金支持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如今，液压致裂技术正在推动美国油气产量大幅增长。
这就引出了平衡短期任务和长期愿景的需要。今天的能源工程和政策必须考虑能源市场需求的预期增加，同时保证未来产能的充分投资。
比如，在未来25年里，60%的欧盟产能将退役——这将产生2.2万亿美元能源投资需求。此外，美国致密油（tight-oil）产量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初达到顶峰，因此必须开发新的资源（比如伊拉克的资源）。考虑到新工程投产需要很长时间，解决未来短缺的工作必须现在就开始。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有一项共同的当务之急：言行一致。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承诺和誓言，而是行动。但许多国家继续发表无力的宣言，而不拿出真正的进展。
在这方面，欧洲也是重灾区。今天的口头禅——需要实现供给源多样化、加强连通性、增进效率、形成明智的能源组合等——都是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年的老生常谈。
事实上，尽管新的能源计划和工程似乎层出不穷，但欧洲其实并没有多少进步；其能源状况可能还有所恶化。新瓶装旧酒是起不了作用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引起热捧的3,000亿欧元投资计划就属此类。
明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12月的COP21上，明年将是一个建立可靠全球能源体系的无与伦比的良机。向来以身为能源事务领导者而自豪的欧洲应该在发展——以及实施——包括私人部门的现实长期战略方面树立一个榜样。